新驴读物：走入空气稀薄地带--—— 珠穆朗玛峰山难亲历记

智慧树

第十七章
我们的挫折当然是由于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所致，它的到来好像并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起因。我想，人类从未经历过我们曾经历过的这样一个月，但如果我们的第二个同伴、队长奥茨没有病倒，如果不是储备的燃料不足，如果风暴没有在距我们希望保存最后补给的那个仓库只有11英里的地方袭击了我们的话，无论天气如何，我们仍能坚持到底。恶运肯定难以比得上这最后一击……我们冒着危险，我们知道要冒危险，所有的一切都将出来反对我们，因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抱怨，只有听从上帝的意志，我们仍决心尽全力坚持到底……
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该讲述有关我的同伴们的坚强、忍耐和勇敢的故事，它将鼓舞每一个英国人的心灵。这些精练的记录和我们的尸体必将讲出这个故事。
—— 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 摘自《斯科特最后的探险》
斯科特·费希尔大约在5月10日下午3时40分登上顶峰。他看到他的朋友兼夏尔巴队长洛桑江布正在等他。这个夏尔巴人从夹克下面取出电台，和大本营的英格里德·亨特取得联系，然后把对讲机递给费希尔。费希尔告诉位于下面海拔11，400英尺处的亨特说："我们成功登顶。上帝，我累坏了。"几分钟后，"马卡鲁"和两个夏尔巴人也到了，罗布·霍尔也在山顶，焦急地等着道格·汉森的出现。此时，翻滚的云团正向顶峰的边缘包围过来，预示着灾难的来临。
据江布讲，在费希尔呆在山顶上的二三十分钟时间里，他不断抱怨说他感觉不太好--这是那些坚强的向导几乎从不会有的感觉。"斯科特对我说：我太累了。我病了，要吃些胃药，"这个夏尔巴人回忆说，"我给他一杯茶，可他只喝了一点儿，只有半杯，我就对他说，斯科特，我们快些下山吧，于是我们就下来了。"
费希尔大约在下午3时55分开始下山。江布叙述说，虽然在整个下山过程中，斯科特一直在补氧，他的第三瓶氧气在他离开山顶时还有四分之三多，但不知为什么他摘下面罩不再用了。
费希尔离开顶峰后不久，"马卡鲁"和他带领的夏尔巴人也离开了，江布最后也下山了，只留下霍尔一个人在顶峰子上，帮助这位疲倦的队员走完到达最高点的最后40英尺。他们只在峰顶停留了一二分钟，然后就转身开始了漫长的下山之旅。
当江布看到汉森蹒跚的脚步，他将自己的下山时间推迟了一会儿，以保证道格和罗布两个人能安全地通过顶峰下一段布满了雪檐的危险区域。然而，由于急于想赶上已领先自己3O分钟的费希尔，这个夏尔巴人继续向山下走去，将汉森和霍尔留在了希拉里台阶的上面。就在江布在希拉里台阶下消失的时候，汉森显然用尽了氧气，一头摔倒在地上。"他耗尽了全部的力量登上了顶峰，现在，他再也没有力气下山了。这和1995年发生在道格身上的情况非常相似，"爱德·韦斯特斯说道。他和科特一样，在那一年也是霍尔队的向导，"他上山的时候还不错，可刚开始下山，他的精神和身体就挺不住了，成了一个木纳呆板的人，好像用尽了全部力量。"
在下午4时30分和4时41分，霍尔通过无线电说，他和汉森在顶峰山脊上遇到麻烦，急需氧气。当时，南峰顶上有满满两瓶氧气在等着他们，如果霍尔知道的话，就会很快下山取了氧气，然后再爬上去给汉森一个新氧气瓶。但是，仍在氧气隐藏处的安迪·哈里斯此时正经历着缺氧症的折磨。当听到这些无线电通话时，他插了进去，错误地告诉霍尔--正如他以前告诉我和麦克·格鲁姆的那样--南峰顶的所有氧气瓶都是空的。
格鲁姆通过他的电台听到了哈里斯和霍尔之间的对话，此时他和南比正从东南山脊下山，快到平台了。他试着呼叫霍尔纠正这个错误信息，告诉他在南峰顶仍有充满氧气的氧气瓶在等着他们。但是，格鲁姆解释说："我的电台工作失常。我能够接收许多呼叫，但我发送的信号别人根本找不着汉森。江布开始下山后不久，大约在下午4时，汉森终于出现了。他痛苦而缓慢地爬过山脊上最后一段隆起。霍尔一看见汉森，就急忙下去接他。
此时距霍尔所规定的必须返回的时间已整整晚了2个小时。鉴于这位向导所具有的保守且极富教条的本性，他的许多同事都对这个偶然的判断失误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很奇怪，当这个美国登山者明显地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时候，霍尔为什么不在更低的地方让汉森返回呢？
一年前的同一天，霍尔曾于下午2时多在南峰顶让汉森折返下山。如此之近却无法登顶对汉森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失望。他多次对我说，他1996年重返珠穆朗玛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霍尔的鼓动。他说，罗布从新西兰给他打了 "十几次"电话，要求他再试一次。这一次，道格决心一定要登上峰顶。"我要完成这件事，然后退出，"3天前，他曾在2 号营地对我说，"我不想再回到这儿来了。我的年龄越来越不适合这玩艺儿了。"
这样推想并不是太牵强：因为霍尔以前说服汉森重返珠峰，他因而无法再次拒绝汉森登上峰顶。"在那样高的山上，很难劝人折返下山，"盖伊·科特警告说，这位新西兰向导曾于1992年和霍尔一起登临珠峰。1995年汉森第一次尝试登顶时是由他引导的，"如果队员看见山峰近在飓尺并且执意要登上去，他们会公开对你表示蔑视，继续向上攀登的。"正如资深的美国向导彼得·列夫在珠峰灾难之后对《登山》杂志所说："我们以为人们掏钱是为了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但事实上，人们花钱是为了登上山顶。"
不管发生了什么，霍尔在下午2点时没有让汉森折返下山，或者说，正因为这样，下午4时他正好在峰顶下面碰上了他的队员。据江布说，霍尔让汉森的胳膊搂在他的脖子上说话却根本听不到。有几次，我的呼叫被罗布接收到了，但当我正准备告诉他满满的氧气瓶放在哪儿的时候，就被安迪突然打断了，说在南峰顶没有氧气了。"在无法确认是否有氧气瓶可用的情况下，霍尔决定，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和汉森在一起，并且尽量在无氧气的情况下把他的几乎无助的队友带下山去。但是，当他们到达希拉里台阶时，霍尔无法将汉森带下垂直的山崖，他们的进程不得不停滞下来。快到5点的时候，格鲁姆终于成功地和霍尔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在南峰顶上还有氧气瓶。15分钟后，江布从顶峰上下至南峰顶，遇上了哈里斯。据江布说，哈里斯此时一定是知道了至少还有两个被隐藏起来的氧气瓶是满的，因为他曾恳求这位夏尔巴人帮他将维持生命的氧气带给在希拉里台阶的霍尔和汉森。江布回忆说："安迪说他给我 500美元让我把氧气给罗布和道格两人送上去。但我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登山队。我要照顾斯科特。所以我对安迪说，不，我很快就下山去了。"
5时30分，当江布离开南峰顶继续下山时，正好看到哈里斯--他当时身体已非常虚弱，正拖着沉重的步伐向顶峰山脊攀登去帮助霍尔和汉森。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让哈里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几百英尺的下方，斯科特·费希尔正努力从东南山脊往下走，身体越来越虚弱。在快到达海拔28，400英尺处的岩石台阶的地方，下山用的短绳顺着山脊不停地乱转。此时，精疲力竭的费希尔已无法应付复杂的绕绳工作，于是就屁股着地地直接滑落到附近的雪坡上。这个办法比绕绳下降来得容易，可一旦他滑到了石阶下面，就不得不再艰苦地向上爬330英尺，横穿深及膝盖的雪层，才能重新找到出路。和贝德曼小组一起下山的蒂姆·马德森此时碰巧正在平台上向上看了一眼，发现费希尔正在横穿深雪。马德森后来回忆说："他看起来非常疲惫，每走10步，就要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再走几步，再休息。他移动的速度很慢很慢。但我看见江布在他的上万，正从山脊上爬下来，我想，晦，有江布照顾他，斯科特没问题。"
据江布的回忆，这位夏尔巴人大约下午6点在快到平台的地方追上了费希尔："斯科特没有用氧气，我把面具给他戴上。他说：'我病得很重，太厉害了，我下不去了。我真想跳下去。'这些话他说了许多遍，像发了疯似的，我赶紧把他系在绳子上，要不他会一下跳进西藏。"
用一根长75英尺的绳子保护好费希尔后，江布劝说他的朋友不要跳山，然后帮他缓慢地向南山口挪动。"当时风暴非常猛烈，"江布回忆道，"轰隆轰隆的，有两次听起来像枪声，那是一声巨雷。有两次闪电击在我和斯科特很近的地方，声音非常大，真吓人呀！"
自平台再往下300英尺的地方，他们刚才小心翼翼走过的柔软的雪谷让位于露出地面的不太坚固而又陡直的页岩地带，重病在身的费希尔无力处置这种富于挑战的地形。江布说："斯科特当时走不动了。我碰上了大难题，我试着拉他，但我也特别疲惫，斯科特身体很大，我身体很小，他对我说：'江布，你自己下去吧。你下山吧。'我对他说：'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大约在晚上8点钟，当江布挟着费希尔正走在冰雪覆盖的山脊时，"马卡鲁"和他雇佣的两个夏尔巴人在猛烈的暴风雪中出现了。"马卡鲁"几乎和费希尔一样虚弱，而且也不能从难度较大的页岩地带下山，他手下的夏尔巴人把这位台湾登山人扔在江布和费希尔旁边，然后独自下山去了。
江布说："我陪斯科特、'马卡鲁'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可能还不止，我非常冷，也非常累。斯科特对我说：'你下去，让阿那托列上来。'于是我给斯科特弄好藏身的地方就下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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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布在南山口以上1，200英尺的山脊上离开了费希尔和"马卡鲁"，艰难地冲破风雪向山下走去。由于看不清方向，他向西偏离了路线。当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他已到了南山口以下的地方。他被迫再往回爬上霍泽的北部边缘，终于找到了4号营地。午夜时分，他终于安全脱险了。江布叙述说："我找到阿那托列的帐篷，我告诉阿那托列，请他上去一趟，斯科特病得很重，他走不动了，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帐篷中倒头就睡，像个死人似的。"
盖伊·科特是与霍尔和哈里斯交往很久的朋友。他在 5月10日下午正在距离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几英里远的地方引导一支登山队攀登帕默里峰。他一整天都在监听着霍尔的无线电通讯。在下午2时15分，他和顶峰上的霍尔通了话，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但在4时30分A时41分，霍尔向下呼叫说道格的氧气用光了，走不动了，科特变得非常警觉起来。4时53分，他打开无线电，强烈敦促霍尔下至南峰顶。科特说："这样呼叫就是要说服他下来找些氧气。因为我明白，没有氧气他对道格是无能为力的。罗布当时说他自己可以安全下山，但带道格一起就不可能了。"
40分钟以后，霍尔仍然和汉森一起呆在希拉里台阶上面，寸步未行。在霍尔于5时36分和5时45分两次通过无线电呼叫时，科特恳求他的朋友放弃汉森，自己下山。 "我清楚让罗布丢下他的顾客不管，听起来像是畜生的行为。"科特坦言道，"但当时很明显，离开道格是他惟一的选择。"然而，霍尔没有考虑这样做。
直到那天深夜，再也没有收到霍尔的一丝消息。第二天凌晨2时46分，科特从位于帕默里脚下的帐篷中起床后，听到一声悠长、不连贯的信号声。这也许并不是有意安排的：霍尔在背包的肩带上戴了一只遥控麦克风，它被无意中打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科特说："我怀疑罗布根本不知道他在传送信号。我能听到喊叫声--可能是罗布的声音，但我不能确认，因为风声特别大。但那个人好像说什么 '走啊！走啊'，大概是冲道格喊，激励他继续前进。"
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凌晨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霍尔和汉森--也许哈里斯也跟着--仍在风雪中从希拉里台阶拼命努力地向南峰顶挺进。而且果真如此的话，这也说明，这段在一般情况下不到半小时即可走完的一小段山脊整整耗去了他们10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出来的。惟一确定的是，霍尔在下午5时57分曾向下面呼叫。此时，他和汉森仍然在台阶上面。 5月 11日凌晨 4时 43分，他第二次与大本营通话时，已经下至南峰顶。而此时，他身边既没有汉森，也没有了哈里斯。
在后来2个小时的信号传递中，罗布听起来有些神志不清和逻辑混乱。在凌晨4时43分的呼叫中，他对我们的大本营医生卡罗琳·麦肯齐说，他的双腿不能再动了，他一步也挪不动了。罗布用刺耳的但几乎听不到的嘶哑声音说："赫罗德昨天还和我在一起，但他现在可能不在我附近了。他病得很厉害。"然后，显然是有些糊涂了，他问道："赫罗德跟我在一起吗？你能告诉我吗？"
到这个时刻，霍尔还有满满的氧气瓶，但是面罩上的通气阀门被冰堵塞了，他无法吸入氧气。但他表示，他正准备除去氧气登上的冰。科特说，"这使我们感觉稍好一些。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件让人乐观的事情。"
早晨5时，大本营临时通过卫星电话接通了远在新西兰的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得。她曾在1993年和霍尔一起登上过珠穆朗玛峰。她对关于自己丈夫的严峻的预测没有抱丝毫的幻想。她回忆说："我听到他的声音时也吃了一惊，很明显，他说话口齿不清，听起来像是梅杰·汤姆。他好像正在飘向远方。我到过那地方。我知道坏天气意味着什么。罗布和我曾经谈论过在顶峰脊上被救助是不可能的。他曾经这样说过：'你好像是在月球上。"
5时引分，霍尔服用了四毫克的口服地塞米松，这表明他可能仍在试图清除氧气罩上的冻冰。 在和大本营的对话中，他不断询问"马卡鲁"、费希尔。贝克·韦瑟斯、南比和其他队员的情况。他似乎对安迪·哈里斯尤为关心，不停询问他所处的位置。
科特说他们试着把话题从哈里斯身上引开，因为哈里斯极有可能已经死了，"我们不想让罗布再找到一个继续留在山上的理由。在那种情况下，位于2号营地的爱德·韦斯特斯插了进来并撒了个小谎：'别担心安迪，他在下面和我们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麦肯齐问罗布关于汉森的情况，"道格，" 霍尔回答说，"失踪了。"说完就沉默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说起汉森。
5月23日，当大卫·布里歇尔斯和爱德·韦斯特斯到达顶峰时，他们没有发现汉森的尸体，倒是发现在高出南峰顶大约50英尺的地方插立着一把冰镐。这一段是山脊最为裸露的部分，固定绳索在这儿到了尽头。霍尔和（或者）哈里斯很可能尽力帮助汉森顺绳子下降至这个地方，然后汉森还是掉下了绳索，摔到了7，000英尺高的西南坡下去了，而在他滑落的地方只留下了钉入山脊之中的冰镐。但这也仅仅是推测。
哈里斯的情况更是难以分辨。通过江布的证词、霍尔的无线电呼叫以及在南峰顶发现的另一把被确认为是安迪的冰镐，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5月10日晚上是和霍尔在南峰顶上的。但除此之外，人们对这位年轻向导是如何走完生命尽头的仍一无所知。
科特在清晨6时曾问霍尔阳光是否已照到了他。"快了，"罗布回答说。这很好。因为他刚才还说他在严寒中冻得发抖。但他曾说过的他不能再走的话让山下的人感到不安。不过，不同寻常的忍耐力居然使霍尔在没有遮蔽和氧气的情况下在狂风呼号、气温达华氏零下100度的海拔 28，200英尺的地方度过了一夜之后还活着。
在同上一次无线电呼叫中一样，霍尔再一次追问哈里斯的情况："除了我，还有谁昨天晚上见过赫罗德？"3个小时以后，罗布仍然惦念着安迪的下落。上午8时43分，他对着无线电通话机哺哺自语起来："安迪的东西还在这儿。我想他肯定在晚上先走了。听着，你们能不能给我个解释呢？"威尔顿正想回避这个问题，罗布继续问了起来："好吧。我是说他的冰镐在这儿，还有他的外衣和别的一些东西。"
"罗布，"韦斯特斯在2号营地回答道，"你能穿上那件夹克，就穿上吧。继续下山吧，替你自己想想。其他人都有人照顾，你自己赶紧下来吧。"
霍尔用了4个小时才除去面罩上的冰，终于开始行动了。到上午9点钟，他第一次用上了备用氧气。直到此时，在海拔28，200英尺的地方，他在无氧状态下已停留了历个小时之多。
在下面几千英尺的地方，霍尔的一群朋友们更加努力地劝导他开始下山。威尔顿一再要求他下山，声音听上去像是要哭了："罗布，我是大本营的海伦，你想想你的孩子吧。再过二三个月，你就能看到他的脸蛋儿了，继续下山吧。"
霍尔说了好几遍他准备下山，这时我们都相信，他终于离开了南峰顶。位于4号营地的我和吉里站在帐篷外面的寒风中打着哆噱，仰头看见一个小黑点儿正慢慢地在东南山脊上向下移动。
当确信罗布正向山下移动时，我和吉里互相拍打着对方的后背为罗布加油。但一个小时过后，当我发现那个小点仍在同一个地方时，我的乐观情绪被无情地扑灭了：那实际上只是一块石头--仅仅是高度引发的幻视。实际上，罗布根本就没有离开南峰顶。
在大约上午9时30分，汪多吉和吉里带着一暖壶热茶和两只氧气瓶从4号营地出发，准备前往南峰顶营救霍尔。他们面临着难以完成的任务。如同前一天晚上营救桑迪· 皮特曼和夏洛特·福克斯的举动一样，他们的勇气令人振奋。但这一次的救援，要比前一天的救助任务困难多了：上一次救援皮特曼和福克斯是位于从营地出发沿相对平直的路段行进20分钟的地方；而霍尔现在位于4号营地以上3，000英尺的高空--这段路程即使是在最佳状态下也需要竭尽全力地攀登6个小时。
但此时绝非最佳状态：风以极高的速度吹动着，汪多吉和吉里在攀登过程中都受了冻伤，而且体力消耗很大，前一天才从峰顶返回。即使他们真能靠近霍尔，在他们到达时也将是傍晚时分，只剩下一二个小时的阳光供他们完成把罗布带下山的艰巨任务。但出于对霍尔的忠诚，两个人已忘记了巨大的困难，向着南峰顶尽可能快地攀登起来。不久，"疯狂山峰"队的两个夏尔巴人还有那支台湾登山队的夏尔巴人一起上山去营救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在南山谷上面1，200英尺的地方几名夏尔巴人找到了江布丢下的已无法动弹的两位登山者。他们给费希尔吸上了氧气，但他没有任何反应。虽然斯科特还在呼吸，但很微弱，眼睛在眼窝里一动也不动，牙关紧紧地咬着。人们觉得他没有希望了，便把他留在了山脊上，带着"马卡鲁"一起下了山。"马卡鲁"在喝了热茶、吸了氧气以后，在3个夏尔巴人的极力帮助下，可以靠自己的气力向帐篷方向挪动了。
那天早晨虽然阳光明媚，可风还是非常强劲。快到中午时，山峰的上部汇集了厚厚的云层。2号营地的IMAX登山队报告说，顶峰上的风甚至在山下7，000英尺的地方听起来都像是飞机的轰鸣。与此同时，在高高的东南山脊上，汪多吉和吉里顽强地穿过不断加剧的狂风向霍尔的方向继续推进。下午3时，在到达距南峰顶700英尺的地方时，由于再也承受不了巨风和酷寒的折磨，2名夏尔巴人放弃了继续攀登。他们付出了顽强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们转身下山时，霍尔生存的希望就彻底地破灭了。
在5月11日的整整一天当中，霍尔的许多朋友和队友不停地请求他努力凭自己的力量下山。霍尔有好几次说他准备下山了，结果又改变了主意，在南峰顶上停了下来。下午3时20分，刚从帕默里脚下的帐篷赶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科特对着无线电通话机叫骂起来：“罗布，快从山脊上下来呀”
霍尔好像生了气，大吼着："听着，如果我认为凭自己被冻坏的双手可以应付固定绳索上的绳结的话，6个小时前我就下去了，朋友！派几个人上来，带一大瓶热玩意儿--我就没事了。"
"可情况是，老朋友，今天上去的几个家伙遇上了大风，不得不返回来，"科特答道，想尽可能恰当地表述出营救活动被搁浅了，"我想你最好试着再向下走走。"
"如果你能派几个年轻人给我送些夏尔巴茶，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个晚上，但要在9点半或10点以前。"罗布回答说。 "你是个强壮的人，大个子！"科特说，声音颤抖着，"我早晨派人上去救你。"
晚上6时20分，科特联系上了霍尔，告诉他阿诺德正在新西兰守着卫星电话，等着和他通话。罗布说："给我一分钟时间。我嘴都干了。我得吃点雪才能和她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了，声音很慢，严重地变音，"晦，亲爱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温暖的床上了。你还好吗？""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我是多么地想你！"阿诺德回答道，"你听起来要比我想象的好……你感到暖和吗，亲爱的？"
"在这种高度上，我还算比较舒服。"霍尔说，尽力不让她担心。
"你的脚怎么样？"
"我没有脱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冻伤……"
"等你回家，我会让你感到特别舒服，"阿诺德说，"我知道你就要得救了。别觉着自己是一个人。我正在把我的力量传递给你！"
在挂断电话之前，霍尔对自己的妻子说："我爱你。睡个好觉，宝贝。别太担心了！"
这是所有人听到的霍尔的最后几句话。
那天晚上和次日进行的几次联络霍尔的努力都没有得到回应。12天后，当布里歇尔斯和韦斯特斯攀登峰顶途经南峰顶时，他们发现霍尔右侧着身体躺在一个冰洞中，上半身掩埋在雪堆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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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所有力量的象征。征服它，就是用人类精神与之进行较量。可以想象出他的成功会给攀登伙伴带来的兴奋，为英格兰赢得的荣耀。这将让全世界瞩目，为他带来名气，使他产生一种经久不衰的满足感，使他的生活变得富有意义……或许，他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一切，但他心中一定植根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在转身退下和从容倒下这两种选择中，后者对马洛里可能更容易些，而前者带来的莫大痛苦会令他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登山者和艺术家无法承受。
—— 弗兰西斯·杨哈斯本 摘自《珠穆朗玛峰文诗，１９２６》
５月１０日下午４时，受伤的道格·汉森扶着罗布·霍尔的肩膀到达了峰顶，几乎在同一时刻，来自印度北部拉塔克省的３位登山者通过无线电向他们的队长报告说他们已登上了世界之巅。由３名印度边境警察泽旺、帕杰和多杰组织的６个拉塔克人的小分队直至早晨５时４５分时还没有离开海拔２７,２３０英尺的帐篷。中午时分，他们还在距顶峰垂直距离为１０００英尺的地方，此时，我们在山的另一侧遭遇的风暴同样也将他们吞没了。他们当中有３个人望而却步，并在大约下午２点时开始返回，但３位警察不顾渐趋恶化的天气继续向上推进。”他们受登上顶峰的狂热的想法驱使。“辛格说。辛格是３名下山者中的一员。
另外３个人下午４时到达了他们所误认为的最高峰。此时，云层愈积愈厚，能见度不到１００英尺。他们向位于溶布冰川的大本营报告说他们到达了顶峰。这支登山队的队长莫辛多·辛格拉奥通过在这里树起的一个卫星电话自豪地向印度总理报告了这一胜利。为庆祝成功，３名攀登者在所谓的最高点上留下了诸如经幡、哈达以及登山用的岩锥等物品，然后转身下山，进入到疾速加剧的暴风雪中。
事实是，当这几个拉塔克人在２８,５５０英尺处转身下山时，这一高度距真正的顶峰还有２小时的路程，而山脉此时正好凸露在最高的云团之上。他们在距离目的地还差５００英尺的地方停滞不前的事实恰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山顶看到汉森、霍尔以及江布。
后来，天刚转黑时，在东北山脊低处的一些登山者报告说，他们看见在海拔２８,３００英尺附近有两盏头灯，而此地正好是险象环生的"第２台阶"的上面。那晚，３位拉塔克人都没有回到自己的帐篷，也没有再和大本营进行过无线电联络。
第二天凌晨，即５月１１日凌晨６时４５分，当阿那托列 ·布克瑞夫在南山口正发狂一般地寻找着桑迪·皮特曼、夏洛特·福克斯以及蒂姆·马德森时，两名日本登山者和３名夏尔巴人正在肆虐的狂风中从拉塔克人住的帐篷开始向顶峰进发。早晨６时，当他们沿被称作"第１台阶"的悬崖边缘绕行时，两位日本登山者吃惊地看到一名拉塔克登山者，也许是帕杰，横卧在雪地里。他身上满是惨不忍睹的冻疮。他在没有遮蔽物和氧气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夜之后仍然活着，此时正神志不清地呻吟着。为了避免因救护而耽误了登山计划，日本登山队继续向山顶爬去。
在早晨７时１５分，他们到达了第２台阶的基部。这是碎屑的片岩向前突起的垂直前端。这一段通常要靠铝制梯子进行攀登，然而此时，令日本登山者感到惊恐的是梯子已断裂开来，并且部分脱离了岩石。他们需要付出50分钟的艰苦攀登才能越过这个２０英尺高的悬崖。
就在刚刚越过第２台阶的顶部之后，他们遇到了另两名拉塔克人泽旺和多杰。根据曾在海拔２７，０００英尺处采访过他们的英国记者里查德·考柏为《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其中一名拉塔克人已接近死亡，而另一名则蹲在雪地里，日本人没有说话，也没有给他们水、食物或氧气。日本人继续前进。在走出１６０英尺以后，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并更换了氧气瓶。
他们告诉考柏：”我们不认识他们。我们没有给他们一点水。我们没有和他们说话。他们的高山反应很严重。他们看起来处境很危险。我们已疲惫得无法帮助别人。在海拔２８,０００英尺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
无视泽旺和多杰的危险继续攀登，日本人越过了经幡和拉塔克人在海拔２８,５５０英尺处丢落的岩锥，以惊人的毅力在呼啸的狂风中于上午１１时４５分到达了山顶。当时罗布·霍尔正挤在距他们只有半小时攀登路程的东南脊的南山口为生存而抗争。
在沿东北脊返回他们海拔很高的营地时，日本人在“第２台阶”的上面又一次碰到了泽旺和多杰。这一次多杰看起来已经死了；泽旺虽然仍有一口气，但无助地悬挂在一根固定绳索上。日本队里的夏尔巴人卡米将泽旺从绳子上放下来，然后沿山脊继续下行。当他们下到在上山时遇到在雪中扭动和呻吟的帕杰的第１台阶时，日本人没有看到第３位拉塔克人的踪迹。
７天以后，印度边界警察探险队又一次向山顶进发。 在５月１７日凌晨１时１５分离开他们的营地后，两名拉塔克人和３名夏尔巴人很快遇到了３名队友被冻僵的尸体。 他们描述说，有一个人在临死的剧痛中几乎扯下了所有的衣服。泽旺、帕杰和多吉被留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５名登山者继续向山顶前进。他们在清晨７时４０分到达了顶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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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在不断增大的旋涡中不停地旋转
猎鹰听不到主人的声音
一切都分崩离析、失去了平衡
世界上充斥着无政府状态
血色的海潮蔓延开来
所有关于纯真的庆典都淹没在其中
—— 威廉姆·巴特勒·耶茨 摘自《重归》
5月11日，星期六上午7时30分，当我摇摇晃晃地回到4号营地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以前人心魄的力量潜入我的内心。经过1个小时在南山口疾速寻找安迪·哈里斯之后，我的身心均遭到打击。这次寻找过后，我相信他已经死了。根据队友斯徒尔特·哈钦森监听到的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事情非常明朗，我们的队长已陷于绝望的境地，而道格·汉森已经死亡。斯科特·费希尔登山队中那些昨晚迷失在南山口的队员报告说，南比和贝克·韦瑟斯也已死亡。而且大家都相信，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死了，或者正在高于营地1，200英尺的地方做垂死的挣扎。
一想到这些伤亡记录，我的脑子就陷于停滞，沉浸于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机器人似的麻木状态。虽然我的感情麻木，但思维却非常清醒，仿佛逃进了自己脑壳深处的空洞中，正从狭小细长的裂口处窥视着身边发生的惨剧。我茫然凝视着天空，天空似乎变成了异乎寻常的浅蓝色，像是漂白后残存的色彩。参差不齐的天际被描画成了一道光环，在我眼前不断地闪耀，不断地跳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正在坠入恶梦般疯狂的境地。
在海拔26，000英尺的山上度过了没有氧气瓶的一夜之后，我的身体比前天晚上从顶峰下来后的状态还要虚弱，还要精疲力竭。我知道，除非我们能搞到更多的氧气，或者下降到海拔较低的营地，否则，我和队友们的身体状况会继续迅速地恶化。
霍尔以及其它大多数现代珠峰探险队所采取的适应环境的速成法确实行之有效。这一方法使登山者仅需在海拔 17，000英尺以上的空间度过比较短暂的4周后即可向顶峰挺进--这包括一次在24，000英尺高度的夜间适应性短程攀登。但这一方案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在24，000英尺以上的高度都将有持续的瓶装氧气供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将功亏一篑。
在寻找队友的过程中，我发现福兰克、洛·卡西希克躺在附近的一个帐篷中。洛此时神志昏迷而且得了雪盲症，完全失明了，所以无法照料自己。他在昏迷中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福兰克看起来好像处在严重的惊恐状态之中，但却尽力照顾着洛。约翰·塔斯基和麦克·格鲁姆在另一间帐篷中，两人都像是睡熟了，或者是已失去了知觉。我自己站立不稳，非常虚弱。显然除斯徒尔特·哈钦森之外，所有人的情况都是越来越糟。
我一边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一边试着寻找些氧气瓶，但我找到的氧气瓶全是空的。缺氧状态加重了我的疲劳，也加剧了混乱和绝望的感觉。尼龙绳在风中不停发出的声响使帐篷与帐篷之间的联络都无法进行。我们仅存的一台无线电的电池濒临耗尽。宇宙中能量与物质即将熄灭的气氛笼罩着整个营地。更可悲的是，我们这支登山队在过去6周中一直被告知要完全依赖我们的向导--然而此时，我们突然地并且是完全地丧失了领头人：罗布和安迪死了，格鲁姆虽在，但前天晚上的严峻考验使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冻伤很严重，此时正无声无息地躺在自己的帐篷中，至少目前连话都说不出来。
由于我们的向导丧失了领导登山队的能力，哈钦森临危受命填补了领导真空。这位来自蒙特利尔上层社会的年轻人精力充沛、为人严谨，是一位出色的医学研究人员。除了每二三年参加一次大型攀登探险活动以外，他真正能爬山的时间很少。在4号营地危机四起之际，哈钦森尽全力做到了应付自如。
当我还没有从寻找哈里斯的失败中恢复过来时，哈钦森组织了一个由4名夏尔巴人组成的小队去寻找韦瑟斯和南比的尸体。当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将夏洛特·福克斯、桑迪·皮特曼以及蒂姆·马德森护送回营地时，他俩被留在了山口最边缘的地方。夏尔巴人搜寻队由吉里领队，先于哈钦森出发了，而后者因为极度疲惫和糊涂不清在离开帐篷时竟然忘记穿上靴子，而只穿了又轻又滑的衬里。在吉里指出这个错误后，哈钦森才返回去穿上靴子。顺着布克瑞夫指示的方向，4位夏尔巴人很快就在江顺附近散落着一些大圆石和被灰色冰雪覆盖的山坡上发现了两具尸体。和很多夏尔巴人一样，由于对死人的迷信，他们在六七十英尺外的地方就停了下来，等待着哈钦森。
"两具尸体都被部分掩埋着，"哈钦森回忆说，"他们的背包在距他们大概100英尺的山坡上。脸上和上半身盖满了雪，只有双手、双脚伸在外边。风呼啸着吹过山口。"他发现的第一具尸体后来证明是南比，但哈钦森一开始无法看清楚，直到他跪下去把3英寸厚的冰壳从她的脸上凿下来时，才吃惊地发现她还有呼吸。她的手套不见了，裸露的双手被冻得很坚硬，两只眼睛鼓胀出来，面色犹如白色瓷器一般。"可怕死了，"哈钦森回忆说，"我被吓呆了。她离死亡如此之近，我不知所措。"
他随后转向躺在20英尺远的贝克。贝克的头部也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壳。葡萄般大小的冰球挂在他的头发和眼皮上。在把冻结的碎石从贝克脸上清除以后，哈钦森发现这位德克萨斯州人也还活着。贝克嘟嚷着什么，但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右手上的手套没有了。他的冻伤很严重。我努力扶他坐起来，但不行。他和死人差不多，只是仍在呼吸。
深受震惊的哈钦森走到夏尔巴人身边，请教吉里。吉里是位经验丰富的珠峰攀登者，深受夏尔巴人的尊崇。他敦促哈钦森把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地，因为即使他们能被活着拖回4号营地，也肯定会在被抬下山之前死掉；而且，进行这种救援将对山上其他攀登者的生命造成伤害，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否安全下山也还是个问题。
哈钦森认为吉里的话是正确的，只有一种选择，非常困难的选择：让贝克和南比听天由命，将搜寻队的力量保存下来，以供真正能被救助的人所需。这犹如对伤员的鉴别分类。哈钦森回到营地时，眼里含着泪花，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在他的要求下，我们唤醒了塔斯基和格鲁姆，然后挤进他们的帐篷，讨论如何处理贝克和南比的事情。讨论是痛苦的，也是犹豫不决的。我们尽量不看对方的眼睛。但是，5分钟后，我们4人达成一致意见：哈钦森将贝克和南比留在原处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们还讨论到下午下降到2号营地的可能性，但是塔斯基坚持认为，当霍尔在南峰顶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不能下山。"放下他不管，我连想都不想。"他坚定地说。无论如何，这一点悬而未决：卡西希克和格鲁姆身体状况很差，他们目前是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的。
"那时，我非常担心我们正在面临重蹈1986年乔戈里峰的覆辙。"哈钦森说。那年的7月4日，7位喜玛拉雅老登山者，包括传奇人物、澳大利亚人库尔特·戴姆伯格，向世界第2高峰进发。7人中有6人到达了顶峰，但在下山途中遭遇了强烈的暴风雪，被困在海拔26，250英尺的营地。暴风雪持续了5天，他们越来越虚弱，当风暴终于停息时，只有戴姆伯格和另外一人活着下了山。
星期六上午，当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置南比和韦瑟斯以及如何下山时，尼尔·贝德曼将费希尔的队员召集到帐篷外面，并且威胁他们必须开始由山口下山。"每个人都因为经过了那样一个夜晚而变得神慌意乱。让队员起来并走出帐篷非常困难。我几乎要靠捶打一些人才能让他们起来穿上靴子，"贝德曼说，"但我很固执，坚持立即动身。在我看来，在26，000英尺高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就等于找死。当我看到营救斯科特和罗布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便将注意力转向如何将队员带离山口，带到下面较低的营地。"
当布克瑞夫留在4号营地等候费希尔时，贝德曼已带领他的队伍缓慢地从山口往下走了。在25，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停下来又给皮特曼注射了一支地塞米松，然后所有人在3号营地休息了很长时间，补充了水。"我看见这群人时，"大卫·布里歇尔斯说，当贝德曼的队员到达时他正在3号营地，"我吃了一惊。他们像是经历了5个月的战争。桑迪垮了下来--她放声大哭。'太可怕了！我想放弃，躺在地上死去！'所有的人看起来都被吓得不轻。
在天黑前，当贝德曼登山队的最后一人由陡峭的"霍泽之脸"向下走时，在距固定绳索的末端还差500英尺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支尼泊尔登山队里的几名夏尔巴人。这些人正要上山帮助他们。当这一群人继续下山时，一阵葡萄般大小的石头咬咬地从山顶飞下来。一块石头砸在了一名夏尔巴人的后脑勺上。"石头正好击中他。"贝德曼说，他在短距离内目睹了整个事件。
"真令人不寒而栗，"克利夫·舍恩宁回忆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是被棒球棍击中一样。"巨大的力量削去了这个夏尔巴人一块硬币大小的头皮，把他打昏了。他的心脏也暂时停止了跳动。当他开始身体翻转顺山坡下滑时，舍恩宁一个箭步跳到他前面，将他挡住。过了一会儿，就在舍思宁双臂搂着这位夏尔巴人时，第二块石头砸了下来，又击中了夏尔巴人，这次石头还是砸在了他的后脑壳上。
尽管遭到如此打击，过了几分钟，这名夏尔巴人在一阵急促的喘息后又开始呼吸了。贝德曼把他带至较低的霍泽冰面的底部，在那里碰到了这位受伤的夏尔巴人的队友。他们把他抬到了2号营地。贝德曼说："当时，克利夫和我悲伤地盯着对方，好像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做了些什么让这座山发了这么大的火？"
4月初到5月初这段时间里，罗布·霍尔一直都在担心，由于一支或几支能力略差的登山队陷入困境，我们的队员会因为救援他们而破坏了整个攀登珠峰的计划。而现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霍尔自己的探险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其它登山队都来救助我们。有3支登山队无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它们是由托德·伯尔利森带队的阿尔卑斯国际攀登探险队；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MAX探险队；以及默尔·道夫率领的一支商业登山队。他们立即推迟了各自的攀登顶峰的行动以帮助受伤的登山者。

智慧树

前一天，也就是5月10日星期五，当霍尔和费希尔的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顶峰挺进时，由伯尔利森和彼特·阿萨斯率领的高山国际攀登探险队刚刚抵达3号营地。星期六上午，当刚一得知山上正在发生的灾难时，伯尔利森和阿萨斯便让队员停留在海拔24，000英尺的地方由第3位向导吉姆·威廉姆斯照管，然后急忙向南峰顶攀登以提供帮助。
那时，布里歇尔斯、埃德·维斯特斯以及IMAX登山队的其他成员正好在2号营地。布里歇尔斯当即中止了拍摄活动，把他们所有的登山设备投入到救援工作中。首先，他给我传来消息，IMAX探险队在山口的一个帐篷下面还藏有备用电池。我在下午三四点钟找到了这些电池，这使得霍尔的队伍和下面的营地重新建立了无线电联系。接着，布里歇尔斯贡献出了他的探险队的所有氧气供应，包括费尽力气才运上海拔26，000英尺的55个氧气瓶。这些氧气瓶被分送给那些生病的登山者以及在山口上将要展开营救工作的人员。尽管他的这一举动可能使耗资550万美元的拍摄计划遭受失败，但他仍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至关重要的氧气。
阿萨斯和伯尔利森于上午到达4号营地后，就立刻把IMAX登山队的氧气瓶分发给我们这些急需氧气的人。然后他们等候夏尔巴人营救霍尔、费希尔和"马卡鲁"的结果。下午4时35分，站在帐篷外边的伯尔利森看见有人缓慢地向营地走来，步伐很特别，膝盖发僵。"过来，彼特！"他冲阿萨斯喊道，"你过来看看！有人向营地过来了！"那人暴露的右手在刺骨的寒风中毫无遮挡，满是冻疮。他的手以一种古怪而僵硬的敬礼姿态伸在外边。那人的样子让阿萨斯想起了一部低制作成本的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当这具活木乃伊瞒册地走进营地时，伯尔利森认出那不是别人，正是死里逃生的贝克·韦瑟斯。
前一天晚上，当韦瑟斯和格鲁姆、贝德曼、南比以及其他队员挤在一起时，他感到自己"越来越冷。我的手套早就丢了。脸被冻伤了，双手也冻伤了。我觉得自己越来越麻木，难以集中精力。后来，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从那晚到第二天几乎全天时间里，贝克一直躺在冰雪中，完全暴露在酷寒里。他全身僵硬，奄奄一息。他记不起有关布克瑞夫帮助皮特曼、福克斯及马德森的情节，也记不起哈钦森在早晨找到他，把冰从他脸上剥下来的情节。他至少昏迷了24个小时。后来，星期六傍晚时分，一丝光亮鬼使神差般地爬进贝克一片沉寂的大脑。接着，他的生命重新浮现，恢复了知觉。
"开始，我想我是在梦中，"韦瑟斯回忆说，"我以为自己躺在床上，不觉得寒冷或者不舒服。后来我翻了个身，睁开眼睛，发现右手就在我的眼前。接着，我看清它被冻得非常可怕，这一来我就回到了现实中。后来，我完全清醒了，发现自己躺在雪里，救兵役来，所以我想最好自己做些什么。"
尽管贝克双眼几乎失明，只能用左眼看清半径为三四英尺的地方，但他仍顶风向前走，正确地推断出营地的方向。如果他当时推断错误的话，他会突然跌到江顺冰面下面去，因为江顺冰面的边缘就在相反方向上大约30英尺的地方。大约几十分钟后，他碰上了"一些光滑得很不自然的蓝色岩石"，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四号营地的帐篷。
哈钦森和我正在帐篷中监听罗布·霍尔在南峰顶上的无线电通话，伯尔利森冲了进来。"大夫！我们需要你！"他在门外就冲斯徒尔特喊起来，"快拿上家伙！贝克回来了！他的状况很糟！"得知贝克奇迹般地生还了，哈钦森深感意外。他不顾疲惫，应声冲出门外。
他和阿萨斯、伯尔利森一起把贝克安置在一间空帐篷里，把他装进塞满数个热水瓶子的两个睡袋中，还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那个时候，"哈钦森坦白地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贝克能挺过那个晚上。我连他的颈动脉都模不着，而这是人临死时最后消失的脉跳。他病得非常厉害。而且，即便他真能活到第二天早晨，我也无法想象如何才能把他送下山去。"
此时，3位上山救助斯科特、费希尔和"马卡鲁"的夏尔巴人将"马卡鲁"抬回了营地；他们由于断定费希尔已无生还的希望，就把他留在了海拔28，200英尺处的一个岩石架上。但是，当看到被遗弃等死的贝克走进营地后，安那托利·布克瑞夫不想就此承认费希尔的死亡命运。下午5点钟，风暴又猛烈了些，这位俄罗斯人只身上山，准备营救费希尔。
"我7点钟找到了斯科特，可能是在7点半或者8点钟时，"布克瑞夫说，"那时天已经黑了。风暴非常猛烈。他的氧气罩挂在脸上，氧气瓶是空的。他没有戴手套，双手完全露在外面。羽绒服解开着，从肩膀上脱落了下来，一支胳膊露在衣服外面。我已无力回天，斯科特死了。"怀着沉重的心倩，布克瑞夫把费舍尔的背包盖在他的脸上，像盖裹尸布一样将它紧紧扎牢，然后让他呆在原来的地方。他把斯科特背的相机、冰镐和他心爱的小刀塞进背包里--然后转身消失在风雪之中。后来，贝德曼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了住在西雅图的斯科特的九岁的儿子。
星期六傍晚的风暴比起前一天晚上横扫山口的那一场还要凶猛得多。等布克瑞夫回到4号营地时，能见度已下降到几码。他险些没找到帐篷。 30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吸上瓶装氧气（这要感谢IMAX登山队）的我在风拍打帐篷发出的呼啸声中陷入了痛苦的。时断时续的梦境中。午夜刚过，我做了一个关于安迪的恶梦--他正从"霍泽之脸"上顺着绳子掉了下来，要求我回答为什么不抓紧绳子的另一端--哈钦森叫醒了我。"乔恩，"他用力压过风暴的咆哮，喊道：”我担心这个帐篷。你觉得它不会出事吧“
我东倒西歪地从可怕的梦想中挣脱出来，像个快被淹死的人浮出水面一样。我用了好几分钟才弄清斯徒尔特在为什么担忧。狂风把我们一半的隐避所吹塌了。塌陷的部分随着阵阵狂风剧烈地摇晃起来。有几个支撑的柱子被吹弯了。借着头灯的亮光，我看到有两个大裂缝濒于被风扯成碎片的巨大危险。随风吹进来的细微雪粒弥漫了整个帐篷，给所有的东西都罩上了一层冰霜。这风比我在其它任何地方，甚至比以地球上风力最猛烈而著称的巴塔哥尼亚高原冰冠上的风还要强劲。假如这顶帐篷在明天早晨之前被吹散的话，我们就身临绝境了。
斯徒尔特和我穿上皮靴子和所有的衣服，然后抵靠在顶风方向的帐篷一侧。我们用后背和肩膀用力抵住受损的支柱。在后来的3个小时中，我们不顾精疲力竭，逆着狂风，全力支持着变形的尼龙圆顶--我们的性命就维系在上面。我当时木然地想着罗布正在海拔28，700英尺的山上，在没有氧气和任何遮挡的情况下暴露在这肆虐的风暴之中--但不去想这些事情，我感到更加不安。
在5月12日星期天黎明即将到来前，斯徒尔特的氧气用完了。"没有氧气，我感到非常冷，体温很低很低，"司徒尔特说，"我的手脚渐渐失去了知觉。我害怕自己会滑向悬崖边，再也不能从山口下到山下了。"我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斯徒尔特，然后又在帐篷里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一个还有些氧气的瓶子。然后，我们两人都开始准备下山的东西。
我冒险走出帐篷，看见一个没人住的帐篷被整个儿吹到了山下。接着，我又发现汪多吉孤零零地站在咆哮的风中，因失去罗布而伤心地哭着。探险活动结束后，当我把江多吉的悲伤讲给他的加拿大朋友马里恩·博伊德听时，她解释说："汪多吉把保证他人的安全视作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我和他就此谈过很多。就他所信仰的宗教和转世轮回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虽然罗布是登山队的领队，但汪多吉仍把确保罗布和道格·汉森以及其他人的安全当作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死后，他一直不能停止自责。"
哈钦森担心汪多吉会因为伤心而拒绝下山，因而恳求他立即从山口下山。这样，早上8点半，--相信至此，罗布、安迪、道格、斯科特、南比以及贝克确已死亡之后--冻伤严重的麦克·格鲁姆强迫自己走出帐篷，勇敢地加入到哈钦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队伍中，带领他们朝山下走去。
由于没有其他向导，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断后的任务。当我们这支沮丧的队伍缓慢地由4号营地向日内瓦山嘴移动时，我做了最后看上贝克一眼的准备。我猜想他在昨天夜里已经死亡。我找到他住的帐篷，它早被旋风冲垮了，两扇门敞开着。当我朝里面看时，我震惊地发现贝克仍然活着。
他脸朝上横躺在坍塌下来的帐篷上面，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肿胀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冻斑布满了他的鼻子和面颊。风暴卷走了他的两层睡袋，把他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由于双手被冻伤，他无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无法拉上帐篷门的拉链。"上帝呀！"他一看见我就尖声叫起来，面部因愤怒和绝望而被扭曲了。"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来这儿帮帮我？"他已经高声求救了二三个小时，但是风暴却压倒了他的声音。
贝克半夜醒来时发现："风暴摧垮了帐篷。风压着帐篷壁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难以呼吸。有时风小一些，但不久又再次撞击着我的脸和胸部，我已无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肿起，而我戴着该死的腕式手表。当我的胳臂肿得越来越大时，手表也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阻断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于我的手已无缚鸡之力，我无法将那该死的东西摘下。我呼救，但没有人来。这是恐怖的夜晚。伙计，看到你从门外探进头来我真高兴。"
当我在帐篷中第一眼见到贝克的时候，他丑陋不堪的样子使我震惊了。当我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让他再次躺下的时候，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谎道，当我将睡袋盖在贝克的头上时，我努力抑制住硬咽。我将帐篷门的拉链拉紧，竭尽全力将被损坏的避护所重新竖起。"别担心，伙计，一切已恢复控制。"
当我把贝克尽量舒适地安顿好之后，我立刻通过无线电同大本营的麦肯齐医生联系。"卡罗琳，"我用歇斯底里的声音恳求道："我该怎样照料贝克？他还活着，但我想时间不会太长了。他的情况实在不妙。"
"保持冷静，乔恩，"她回答说，"你应该和麦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来。皮特和托迪在哪儿？让他们照顾贝克，你们下山。"我狂喊地唤起安森斯和勃利森。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水飞奔到贝克的帐篷。当我冲出帐篷与队友会合时，安森斯正准备往这个垂死的德克萨斯人的臀部上注射4毫克的地塞米松。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很难想象这些措施会给贝克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智慧树

第二十章
新手比登山家所具有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他不困于传统和先例的束缚。对他而言，任何事情都是简简单单的，他选择最直接的方法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当然，这也经常使他得不到他所寻找的成功；有时竟导致悲剧性的结局。但当他开始探险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莫里斯·威尔逊、厄尔·丹曼、克莱弗斯、贝克·拉尔森--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对攀登有足够的了解，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开始无望的探索，但由于没有受到技巧的束缚．信念使他们走出很远、很远。
—— 沃尔特·昂斯沃思 摘自《珠穆朗玛峰》
5 月 12日星期日早晨，在我离开南山口 15分钟后，我赶上了正准备从日内瓦山嘴顶部下山的队友们。这是令人悲哀的场面：我们都如此虚弱以至于整个小组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下行了几百英尺到达了一个雪坡。前两天我们向上攀登这个雪坡时，我们共有11人，而现在只剩下6个。当我赶上的时候，位于队伍尾部的斯捷尔特·哈钦森仍在山嘴的顶部准备沿固定绳索下降。我注意到他没戴护目镜。虽然当时是阴天，但在这个海拔高度上的强烈的紫外线可以很快使他失明。"斯徒尔特，"我在风中喊道，并指着自己的眼睛，"你的护目镜！"
"嗅，是的，"他用疲惫的声音说，"谢谢你的提醒。晦，你在这儿的时候能不能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装备？我太累了，我思维有些不清楚了。如果你能帮我检查一下，我将不胜感激。"当我检查他的装备时，我立刻发现他的安全扣只系了一半。如果他将系链固定在绳索上，系链会在体重的压力下打开，使他从"霍泽之脸"上滚落下去。当我指出这点时，他说："是的，这正是我想到的，但我的手太冷了，我现在无能为力了。"我在刺骨的寒风中拽下自己的手套，为他束紧腰间的皮带，然后在众人下去之后将他送下山嘴。
当他将安全链系于固定绳索时，他将冰镐抛在了岩石上，然后着手下第一个绳索。"斯徒尔特！"我喊道，"你的冰镐！"
"我带着它太累了，"他喊道，"别管它。"由于我自己也是精疲力竭，便没再与他争论此事。我系住绳索，跟随斯徒尔特沿陡峭的日内瓦山嘴向下滑去。
一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黄色地带"的顶部，紧接其后的是一段狭窄路段，每个登山者都要在陡峭的石灰石崖面上小心翼翼地下行。当我在队伍的后面等待时，几名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赶上了我们。他们当中有因为悲痛和疲惫而变得疯疯癫癫的江布。我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告诉他我对斯科特的死表示遗憾。江布拍打着他的胸口，涕泪横流地喊道："我们的运气很坏，运气很坏。斯科特死了，这是我的错。我们的运气很坏，这是我的错。我的运气很坏。"
我在中午12时30分时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2号营地。虽然我们仍在海拔27，300英尺的高度，但我感觉此地与南山口已截然不同了。致命的狂风已堰旗息鼓。在灼热的目光下我已大汗淋漓，与刚才颤抖着为冻疮提心吊胆的我判若两人。无论如何，我现在的生命已不再是系于被磨损的绳索之上了。 我看到我们的大帐篷已成了一间由默尔·道夫的丹麦队医亨里克·杰森·汉森和托迪·伯尔利森探险队的美国医生顾客肯·卡姆勒主持的临时医院。下午3点，当我饮茶的时候，六名夏尔巴人拥着一脸茫然的"马卡鲁"走进帐篷。医生们急忙行动起来。他们立刻将他放倒，脱掉他的衣服，在他的胳膊上进行静脉注射。当卡姆勒检查冻僵的手脚时，"马卡鲁"的手脚呈现出像肮脏的洗澡盆一样的暗淡的白色。卡姆勒满脸愁云地观察着，"这是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冻疮。"当他询问"马卡鲁"是否同意为他的四肢照相以便做医疗记录时，这位台湾登山者以开心的笑容表示同意，像战士展示在战场上所受的伤一样。"马卡鲁"看起来对他惨重的伤势感到几分骄傲。
20分钟后，当医生们仍在为"马卡鲁"忙碌时，无线电里传来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声音："我们正在送贝克下山。我们将在天黑前将他送到2号营地。"
我意识到布里歇尔斯不是谈论将一具尸体运下来，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他和他的同伴们将贝克活着运下山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当我7小时前在南山口离开他的时候，我一直担心他不会活过今天早晨。
逃脱了死亡的贝克拒绝投降。我后来从皮特·艾森斯那里了解到，在他给贝克注射了地塞米松后不久，这位德克萨斯人表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大约10点半的时候，我们给他穿好衣服，带上安全带。我们发现他竟然能站起来走路了。我们都很吃惊。"
他们从南山口开始下山。艾森斯紧靠在贝克的前面，告诉他着脚点。贝克用一只胳膊搭在艾森斯的肩膀上，伯利森从后面紧紧地抓住德克萨斯人的安全带。他们慢慢地向下移动。"有时我们要费很大的劲儿帮助他，"艾森斯说，"但他真的移动得非常好。"
当他们到达黄色地带的石灰石悬崖上约25，000英尺处时，他们遇到了埃德·维斯特斯和罗伯特·肖尔。他们俩人帮助将贝克送下陡峭的岩石。在3号营地，护送的队伍又得到了布里歇尔斯、吉姆·威廉姆斯、维卡·古斯塔夫森和阿拉斯科·西格拉的帮助。这8名健壮的登山者以我和我的队友们在同一天早晨所不及的速度将严重跛脚的贝克送下霍泽。
当我听说贝克正在下山的路上，我走到自己的帐篷，疲惫地穿上登山靴，然后缓慢地向下迎接救护的队伍，希望能在霍泽的下部与他们会合。就在我离开2号营地几十分钟后，我惊奇地遇到了救助的队伍。虽然贝克被一根短绳子牵着，他还是在凭借自身的力量行走着。布里歇尔斯和他的伙伴以如此快的速度将他送下冰河，以至于精疲力竭的我几乎赶不上他们的步伐。
在医院的帐篷里，贝克被放在"马卡鲁"的身边。医生们开始为他脱衣服。"我的上帝！"当卡姆勒医生看到贝克的右手时不由得惊呼起来。
"他的冻疮比'马卡鲁'的还糟。"3小时后，当我钻进睡袋时，医生们借助着头灯的灯光在一盆温水中小心翼翼地融化着贝克被冻僵的四肢。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5月13日星期一，我踏着第一道曙光离开了帐篷。我在西谷的深深的裂谷中走了2．5英里，到达了冰布的边缘。按照无线电里从大本营传来的盖伊·科特的指示，我要在这里寻找一片适合直升飞机降落的平坦地面。
在过去的几天中，科特一直在不懈地通过卫星电话安排在西谷下部起点进行直升飞机救护的事宜。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贝克就无需从冰布上摇摇欲坠的绳索和梯子上下山，这种做法对手部严重受伤的贝克来说是十分困难且危险的。直升飞机曾在1973年在西谷降落，当时意大利人用了两架直升飞机从大本营运送行李，但这是异常危险的飞行，几乎达到了飞机飞行的极限。其中一架意大利飞机撞到了冰河上。在以后的23年当中，没有人再敢尝试在冰布以上降落。
然而，在科特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美国使馆终于说服尼泊尔军队在西谷进行直升飞机救援。星期一早晨8点钟左右，当我在冰塔林立的冰布边缘茫然地寻找飞机降落点时，我的无线电对讲机里响起科特的声音："直升飞机已经上路，乔恩。它随时可能到达。你最好尽快为它找好降落点。"当我试图在冰河上部找到一块平地时，我恰好遇到了被维斯特斯用一根短绳系住的贝克及IMAX的其他队员。曾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多次与直升飞机打交道的布里歇尔斯很快在海拔19，860英尺处的两个裂缝之间找到了一处降落点。我将丝质哈达系在竹杆上做风向标，而布里歇尔斯则用一瓶红色的Kool－An做染料，在降落地区的中心雪地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X "。几分钟以后，"马卡鲁"出现了。他是被6名夏尔巴人用一块塑料布拖下山来的。稍后，我们听到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在稀薄的空气中隆隆作响的声音。

智慧树

由尼泊尔陆军中校麻丹·卡特瑞·查特瑞驾驶的已卸掉一切多余燃料和装备的草绿色的BZ松鼠式直升机进行了两次降落尝试，但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流产了。然而在麻丹的第三次尝试中，他终于将"松鼠"摇摇摆摆地停在了冰河上，将直升飞机的尾部悬在了无底的深渊之上。麻丹让螺旋桨以最大马力旋转着，眼睛始终盯着控制板。他举起一个手指，示意他只能运载一名乘客。在这个高度，任何额外的重量都会使飞机在起飞时坠毁。
因为"马卡鲁"的冻脚曾在2号营地被解冻，他已不能行走，甚至是站立，所以我、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同意台湾登山者应该先行一步。"对不起，"我在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中对贝克喊道："他可能会进行第二次飞行。"贝克冷静地点了点头。
我们将"马卡鲁"抬到直升飞机的尾部。飞机吃力地进人空中。当麻丹将起落橇从冰河上升起之后，他小心翼翼地驾着飞机向前行进。飞机看上去像一块沿冰布坠落的石头消失在了阴影里。沉默吞噬了西谷。
30分钟后，当我们站在降落地附近讨论着如何将贝克送下山去时，山谷下传来隐隐约约的隆隆声。慢慢地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小小的绿色直升机最终闯入我们的视野。麻丹在掉头之前在西谷上进行了短距离飞行，所以直升机的尾部指向山底。他毫不迟疑地又一次将松鼠停落在Kool －An标画出的阴影上。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将贝克扶上飞机。几秒钟后，直升飞机腾空而起，像一只任性的金属蜡蜒掠过珠穆朗玛峰的西肩。一小时以后，贝克和"马卡鲁" 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救护队伍散去之后，我独自在雪地上坐了良久。我盯着自己的登山靴，试图理清在过去的72小时里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怎么会如此地失去控制？安迪、罗布、斯科特、道格和南比怎么真的就死了呢？但尽管我苦思冥想，却仍找不出答案。惨痛的悲剧超过了我所能想象的范畴。我的大脑已经短路，变成了漆黑一片。我最终放弃了希望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的想法。我背上背包向冰布所展现的巫术走去。我如一只小心翼翼的猫开始了穿越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最后一次旅程。

第二十一章
我最终要对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探险做出成熟的评价 …… 一方面，阿蒙森向那里径直走去，率先到达，并且未损一人地返回，也未给自己和队员增加更大的压力。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探险队冒着巨大的危险，付出了超人的忍耐，获取了不朽的名誉，被人们在庄严的布道和纪念碑上歌颂，然而，在到达南极后却发现我们可怕的旅程其实是多此一举，而我们最出色的队员却倒在了冰雪之上。无视这样的对比是可笑的：去写一部不将此称为浪费时间的书。
—— 阿普斯利·彻里一加勒德 摘自《世上最糟的旅程》
5月13日，星期一上午到达库巴冰布脚下，我走下最后一段斜坡，看见库巴、盖伊·科特以及卡罗琳·麦肯齐正在冰川的边上等着我。盖伊递给我一瓶啤酒，卡罗琳与我拥抱。接下来我双手捧着脸坐在冰上，眼泪顺着面颊飞快地流淌下来。我嚎陶大哭起来，好像从小就没有哭泣过似的。现在安全了。前几天压人欲摧的紧张终于从肩头卸下。我为失去同伴而哭泣，为活着而激动地哭泣。我哭泣，因为我为我的幸免于难和其他队友的梦断珠峰而感到伤心。
星期二下午，尼尔·贝德曼在"疯狂山峰"的营地主持了悼念仪式。洛桑江布的父亲和一位被委任的喇嘛--点燃了刺相的香技，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念诵着经文。尼尔简短陈辞，盖伊也讲了话，安那托列·布克瑞夫哀悼失去了斯科特·费希尔。我也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讲了些道格·汉森的事情。皮特·舍恩宁为鼓舞士气，号召大家向前看，而不是沉溺于回忆。但当仪式结束后我们各自散去时，葬礼的阴郁气氛仍笼罩在大本营的上空。
第二天一大早，一架直升机来接夏洛特·福克斯和麦克 ·格鲁姆。他们两个人都被冻坏了双脚，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护。身为医生的约翰·塔斯基也将一同随行，以便路上给夏洛特和麦克一些照顾。在将近中午时分，海伦·威尔顿和盖伊·科特留下来监督拆毁"探险咨询公司"大本营的工作。我和洛·卡希西克、斯徒尔特·哈钦森、福兰克·菲施贝克和卡罗琳离开大本营，启程回家。
5月10日星期四，我们被直升飞机从菲舍送到纳姆城。当我们穿过脏乱的飞机跑道，准备等下一班飞往加德满都的飞机时，3个面色灰白的日本人朝我、斯徒尔特和卡罗琳走来。走在前面的那人，是一位老道的喜马拉雅登山者，曾两度到达珠穆朗玛峰峰顶。他礼貌地解释说，他是为另外两人做向导和翻译的，并介绍说那两人分别是南比的丈夫和哥哥。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几乎都无法回答。
那时候，南比的遇难早已成为全日本的头条新闻。事实上，在5月12日--她在南山口消失之后不到24小时 --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大本营中，两个头戴氧气罩的日本人跳了出来。他们拦住遇到的第一个人--一位名叫斯科特·达尔斯尼的美国登山者--询问关于南比的消息。而4天后的今天，成群的以捕捉新闻为生的文字和电视记者正在加德满都恭候着我们。
那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我们挤上一架大型米格直升飞机。飞机穿过云层的空隙向远方飞去。l小时后，直升机在机场降落。我们走出舱门，陷入麦克风和电视摄像机的包围之中。身为记者，我发现充当另一种角色令我获益非浅。拥挤的记者大多是日本人。他们希望得到对这场灾难的真实描述--一个充满恶人与英雄的故事。
但是，我所目睹的混乱和令人痛苦的场面尚未转化成语言的利刃。站在飞机场的柏油碎石路上被盘问了30分钟后，我被美国驻尼泊尔使馆的领事救了出来。他送我住进加拉都饭店。
更令人头痛的采访接题而来。先是一些记者，接着是旅游部满带怒容的官员们。星期五晚上，我漫无目的地在加德满都的街上走着，试图从越来越强的压抑感中寻求解脱。我递给一个很瘦的尼泊尔男孩一把卢比，换回一个印着咆哮的老虎的小纸包。回到旅馆后，我把纸包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烟纸上。浅绿色的小烟叶粘着树脂，散发着腐烂水果的气味。我卷上一支含大麻的烟，抽得一干二净，又卷了一支更粗的烟，刚吸到一半，就感觉房间开始旋转起来，我于是捻灭了剩余的部分。
我光着身子横躺在床上，听见夜的声音穿过打开的窗子飘了进来：清脆的铃声夹杂着汽车喇叭声气小商贩的沿街叫卖声、女人的欢笑声以及附近酒吧里传出的音乐声。我痛苦地躺着，一动也不想动。我闭上眼睛，任凭潮湿的热气如香脂一样覆盖在我身上。我觉得我融入了床垫中。这个过程如刻制纸风车般复杂。在霓虹的艳影里，长着大鼻子的卡通人物从我的眼皮下溜了过去。
我把头转向一侧，耳朵碰到一小块湿乎乎的东西。我意识到，眼泪已从面颊上流淌下来，浸湿了床单。我感到从身体的深处沿脊柱滋生出一股源源不断的、迅速膨胀的受伤感和屈辱感。它们在鼻子和嘴里进发出来。一声抽噎接着一声抽噎，然后就接连不断了。
5月19日，我带着两件道格·汉森的野营装备飞回到美国，准备把它们归还给爱他的人们。我在西雅图机场遇到了他的孩子--安吉和杰米，以及其他的朋友和家人。面对他们的眼泪，我感到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
呼吸着带着潮水气息的海风，我惊讶地发现西雅图的春天竟如此丰腴。陶醉在前所未有的潮湿、苔藓般的迷人魁力之中，我和琳达开始慢慢地、试探性地重新熟悉对方。在尼泊尔瘦下的25磅肉迅速地长了回来。家庭中通常会有的快乐--和妻子共进早餐、目送太阳西下、在半夜爬起来光脚走进温暖的浴室--给我带来近乎发狂的快乐。但这些时刻常常与珠穆朗玛峰投下的阴影混杂在一起，而那阴影仿佛并未随时间消逝而有所消退。
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内疚感，我推迟了与安迪·哈里斯的女友菲奥那、罗布·霍尔的妻子简·阿诺德的会面。因为推迟的时间太久，她们终于从新西兰给我打来电话。当电话打来时，我竟无力讲出能平息菲奥那愤怒和困惑的词语。在我和简的电话交谈中，她安慰我的时间要多于我安慰她的时间。
我一直都明白，登山是非常危险的运动。我相信，风险是这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危险，登山就无法同其它 100多种娱乐活动区分开来。挑战生死的奥秘和窥视它禁闭的边界令人情感兴奋。我坚信登山是伟大壮丽的运动，不是在排除了它固有的危险之后，而恰恰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危险。
在拜访喜玛拉雅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更有甚者，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我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过。死一直是个信手拈来的假设、一个在抽象思维里徘徊的概念。这种纯真的权利被剥夺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当它终于到来时，它的冲击被过多的死亡人数而加大了：
全部加起来，珠穆朗玛峰在1996年春天共夺走了2O 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这是自75年前人们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以来最惨重的季度死亡数。
在霍尔登山队的6名登上珠峰的队员中，除了我和麦克·格鲁姆安全下山外，另外4位曾与我一起欢笑、呕吐并且有过长时间亲密交谈的队友失去了生命。我的行动、或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而且，当南比躺在南山口垂死之际，我却在距她只有350码之遥的地方躺在帐篷里，无视她的苦苦挣扎，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危。留在我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并不是那种经过几个月的悲伤和充满内疚的自责就可以被冲洗干净的。
后来，我把耿耿于怀的忧虑讲给克利夭·舍恩宁，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克利夫说他同样对这么多人的死感到难过，但和我不一样，他没有"幸存者的内疚感。他说：“那天晚上，我在南山口用尽一切办法自救和救助和我在一起的人们。等我终于安全回到帐篷里时，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被冻坏了一只角膜，眼睛完全失明。当时我发着低烧，神志模糊，身体失控地抖动着。失去南比是件可怕的事情，但我让自己平静地面对，因为我知道，当时我已没法救她。你不该跟自己过不去，那是场可怕的风暴。在你当时所处的条件下，你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也许什么也不能，我表示同意。但与舍恩宁相比，我仍是犹豫不决的。我永远也不会有他说话时的那种令人羡慕的泰然神情。
在许多不合格的登山者峰拥至珠穆朗玛峰的今天，很多人都认为灾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没人能想到罗布·霍尔率领的登山队会成为悲剧的中心。霍尔经营着最严谨也是最安全的探险登山活动，这一点几乎无人可比。他做事富有条理。他制订了详尽的制度以防止灾难的发生。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向死难者的亲人以及苛刻的公众解释呢？
可能有傲慢的因素吧。霍尔能如此熟练地使各种能力的登山者在珠峰上上下下，也许他有些翘尾巴了。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吹嘘说，他可以帮助任何身体健康的人登上珠峰；他创造的纪录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他也曾显示出驾驭危境的非凡能力。
例如在1995年，霍尔和他的向导们不仅要在接近峰顶的地方应付汉森出现的问题，还要帮助另一位完全垮掉的名叫尚泰尔·莫度的队员。此人是法国著名登山家。他当时正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第7次冲击顶峰。莫度在海拔 28，700英尺的地方被冻僵了。他被其他队员连拉带抬地从南峰顶搬到了南山口。当所有人从南峰顶安全撤离后，霍尔可能会认为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在1996年之前，霍尔在天气方面有着出奇好的运气，而这也许使他后来的判断发生了扭曲。"一个季节接着一个，"曾有着多于12次喜马拉雅之旅并3次登上珠峰顶经历的大卫·布里歇尔斯证实道："罗布在冲击顶峰时总是赶上极佳的天气。他从来没有在高山上遇到过风暴。"事实上，5月10日那场风暴虽然猛烈，但也并非十分特别，只是一场很典型的珠穆朗玛峰狂风。如果它晚两小时出现，很可能不会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反过来，如果它仅提前半个小时，这场风暴会轻而易举地杀死18或20名登山者--包括我在内。

智慧树

当然，时间和天气一样，与这场灾难有着诸多关联。对时间要求的忽视并不能因对自然灾难的声讨而被视而不见。固定绳索上的滞停是可以被预见并可以被有效防止的。预定的返回时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了。
对返回时间的推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费希尔和霍尔之间的竞争的影响。费希尔在1996年之前从未向导过攀登珠峰的活动。从商业立场来看，他承受着能否取得成功的巨大压力。他受到强烈的驱使，要把他的队员送上峰顶，尤其是像桑迪·希尔·皮特曼这样的名人队员。
同样，霍尔因为在1995年没有把任何人送至顶峰，所以如果他1996年再次失败，他的生意前景不容乐观--特别是当费希尔取得成功的话。斯科特具有很强的人格扭力，这种扭力又被詹尼·布罗米特有力地加以推销。费希尔非常努力地要吃到霍尔的午餐，这点罗布也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手的队员正向顶峰推进时而让自己的队员返回的想法是非常令人不快的。霍尔的决断由此而被蒙上了阴云。
此外，还有一点再强调也不过分的理由是，霍尔、费希尔，以及我们其他人都是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被迫做出关键性的决定的。在思考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在海拔29，000英尺的地方不可能有十分清醒的意识。
事后的聪明总是容易产生。批评家们受到死亡数字的震惊而立即建议制定相关政策和秩序以确保此类灾难不再发生。比如，一项建议主张将一对一的向导与队员的比例作为攀登珠峰的要求；每个队员都有自己的向导，并且始终用绳子与向导结在一起。
也许减少死亡人数最容易的办法是，除紧急救护外，禁止使用瓶装氧气。虽然少数无视危险的攀登者可能会在无氧登顶中葬送性命，但大多数不胜任的登山者将在到达足以使他们陷于真正困境的高度之前而因体力的匮乏被迫返回。此外，禁止使用氧气瓶的做法肯定会相应地减少垃圾和阻塞现象，因为如果知道不能使用氧气瓶，试图攀登珠峰的人数肯定会明显减少。
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探究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因为这可能会防止更多死亡的发生。但是，相信通过对1996 年悲剧进行细节剖析就能在真正意义上减少未来死亡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那种要求将无数失误编成目录以便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欺欺人的行为。如果你使自己相信罗布·霍尔的死是因为他犯下了一系列愚蠢的错误而你不会重蹈覆辙的话，那么你就极可能在有力的事实已证明攀登珠峰是不理智的时候而去挑战它。
事实上，从许多角度看，1996年具有毁灭性的结局不过是正常情况。尽管珠穆朗玛峰在那个春天创造了12人季节死亡人数的纪录，但这12人只占登上大本营以上地方的398名登山者的百分之三--实际上比历史上的百分之三点三的最高死亡率还略低一点儿。还可用另一种方式来看：自1921年到1996年5月间，共144人死亡，而珠峰被攀登过630次，即每4次攀登有1人死亡。去年春季，12人死亡，84人登顶，同历史上这些标准相对照， 1996年事实上在安全系数上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但事实是，攀登珠穆朗玛峰终归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危险将永远存在，无论登山者是被人引导的初学者，还是同伙伴们一起攀登的世界级登山家。值得注意的是，珠峰在夺去霍尔和费希尔的生命之前，曾经彻底地摧毁过一大批攀登精英，其中包括彼得·博德曼、乔伊·塔斯克、马蒂·霍伊、杰克·布赖腾巴赫、米克·伯克、米歇尔·帕门特、罗杰·马歇尔、雷·吉尼特以及利·马洛里。
在1996年的向导登山活动中，我清醒地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登山者很少能真正理解所面临危险的严重性-- 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为人类生存提供的狭小空间。怀着珠峰梦想的人们应该牢记，一旦意外发生在死亡地带内，世界上最出色的向导也可能会无力拯救他的顾客的生命。事实上，如 1996年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向导有时也自身难保。我的4位队友的死并非完全由于罗布·霍尔的攀登系统有漏洞--事实上，没有谁的系统比他的更好了--而是因为在珠穆朗玛峰上，这一系统的机能被彻底地摧毁了。
人们在进行反思时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攀登永远不是安全、可预测和受规则约束的事业。这是一项将冒险理想化的运动。从事此项运动的最著名的人物总是那些将脖子伸得最长以逃避危险的人。登山者作为一类人，并不能凭借他们较多的谨慎而被从人群中区分开来。这一点对珠峰攀登者来说尤为确切：当有机会到达地球之巅时，历史表明，人们会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丢掉正确的判断力。"最终，"汤姆·霍恩宾在他登上西脊33年后提醒道："珠穆朗玛峰在这个季节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在下一个季节里被重演。"
要找出表明人们几乎没有从5月10日的一系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证据，你无需远看，只需看一看在其后的几个星期内珠峰上所发生的一切吧。
5月17日，也就是在霍尔登山队撤出大本营后两天，在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一侧，一位名叫莱因哈德·瓦拉西奇的登山者和他的匈牙利队友在不带氧气的状态下从东北山脊爬至海拔27，230英尺的营地，并住进了运气欠佳的拉塔克人遗弃的帐篷。第二天早晨，瓦拉西奇抱怨说觉得不舒服，继而就失去了知觉。当时正好有一位挪威医生在场，他诊断这位奥地利人同时患上了肺、胸水肿。尽管医生实施了吸管和药物治疗，瓦拉西奇还是在半夜时死掉了。
与此同时，在珠峰尼泊尔一侧，大卫·布里歇尔斯的I－ MAX探险队重新集结，考虑下一步的行动。由于他们的拍摄计划共投入了550万美元，他们在此巨大激励下继续留在山上以进行攀登顶峰的冲击。拥有布里歇尔斯、埃德·韦斯特斯及伯特·肖尔的这支队伍无疑是最强大、最具竞争力的队伍。而且，尽管他们一半的氧气已用来救助急需补氧的救援和登山人员，他们仍然能从离开山脉的登山队那里借得足够的氧气以弥补他们的损失。
埃德的妻子保拉·巴顿·韦斯特斯在5月10日那天灾难降临时，正以IMAX大本营总管的身份监听着无线电通话。作为霍尔和费希尔的朋友，她对此感到无法承受。保拉原以为经过这样令人发指的灾难，IMAX队会自动卷帐篷回家去。后来，她听到了布里歇尔斯与另一名登山者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在通话中，这位IMAX登山队的领队不慌不忙地宣布，他的登山队准备先在大本营做短暂休整，然后向顶峰攀登。"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我无法相信他们真要上到顶峰去。"保拉担心地说，"当我刚听到无线电通话后，信号就断了。"她非常不安，于是离开大本营，回到村里呆了 5天以恢复体力。星期三，也就是5月22日，IAInX登山队到达南山口，天气极佳。他们在那天晚上向顶峰进发，曾在电影中担任主角的埃德·韦斯特斯在没有使用氧气的状态下子星期四上午11点到达顶峰；布里歇尔斯于20分钟后到达，紧跟其后的是阿拉斯利·西格拉、罗伯特·肖尔和夏尔巴人诺盖--第一位攀登珠峰的丹增的儿子，也是诺盖家族第9位到达山顶的成员。那一天共有16名登山者到达了山顶，其中包括从斯德哥尔摩骑自行车到达尼泊尔的瑞典人戈兰·克罗普以及第10次登上峰顶的夏尔巴人汪里塔。
韦斯特斯在上山的路上经过了费希尔和霍尔被冻僵的尸体。琼（费希尔的妻子）和简（霍尔的妻子）都曾要求我为他们带回些私人物品。"韦斯特斯局促不安地说道："我知道斯科特的脖子上带着结婚项链。我想把它带给珍妮，但我就是无法强迫自己在他的尸体周围乱挖。我就是没有勇气这样做。"在下山的路上，韦斯特斯坐在费希尔的身边和他呆了几分钟，没有收集任何信物。"斯科特，你还好吗？" 埃德悲伤地向他的朋友招呼道："怎么回事，伙计？"
5月24日星期五下午，当IMAX登山队从4号营地向2 号营地下山的时候，他们在黄色地带遇到了南非队剩余的几名队员--伊恩·伍德尔、卡西·奥德多、布鲁斯·赫罗德和三名夏尔巴人。他们正赶往南山口以完成他们的登临山顶的计划。"布鲁斯看上去很强健。他的脸看起来很精神，"布里歇尔斯回忆道，"他使劲地握了握我的手表示祝贺，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半小时后，我又遇到了瘫软在冰镐上的伊恩和卡西。他们看上去真是精疲力竭了。"
"我特意和他们呆了一会儿，"布里歇尔斯继续说，"我知道他们没有经验，所以我说，请小心，你们清楚月初这里发生了什么。记住，到达山顶是件容易的事；活着回来才是最难的。"
那晚，南非人向山顶进发。奥德多和伍德尔在午夜过后20分钟的时候出发了。跟随他们的是背着氧气瓶的夏尔巴人丹迪和汪多吉（不是霍尔队伍里的夏尔巴人领队汪多吉）以及江布。赫罗德似乎在大队人马出发后几分钟内就出发了，但随攀登的继续，他被甩得越来越远。5月25 日星期六上午9时50分，伍德尔呼叫大本营的无线电话员帕特里克·康罗伊，告之他已和丹迪到达了山顶，奥德多和汪多吉及江布将在15分钟内到达。伍德尔说因为赫罗德没有带无线电，所以不清楚他在下面的什么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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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山上几次见到过赫罗德，他友好而健壮。虽然他不具备高山攀登的经验，但他曾以地球物理学家的身份在南极洲的严寒条件下工作了18个月--他无疑是南非队里最出色的登山者。认1988年开始，他开始为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而努力工作。他希望到达珠穆朗玛峰顶能给他的事业带来必要的激励。
当伍德尔和奥德多在山顶上时，赫罗德仍在下方很远的东南脊上以危险的慢速度孤军奋战着。中午12时30分左右，他遇上了正往山下走的伍德尔、奥德多和3名夏尔巴人。汪多吉递给赫罗德一部无线电并告诉了他氧气瓶的具体位置。然后，赫罗德继续独自向顶峰攀登。他到下午5 点才到达山顶，比其他队员晚了7个小时。当时，伍德尔和奥德多已返回他们在南山口的帐篷。
碰巧的是，当赫罗德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报告说他已经到达山顶时，他的女朋友苏·汤普森正好在她伦敦的家中通过卫星电话与大本营的康罗伊通话。"当帕特里克告诉我布鲁斯正在山顶时，"汤普森回忆道，"我说：'他妈的他不应该这么晚还在山顶--已经5点1刻了！我不希望这样。"
稍后，康罗伊为在山顶的赫罗德接通了汤普森的电话。 "布鲁斯听起来还是神志清醒的，"她说，"他知道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听上去他的声音在那个高度还算正常。他是将氧气罩拿下来说话的。他甚至没有气喘吁吁。"
然而赫罗德从南山口攀登到山顶用了17个小时。虽然当时风力不大，但乌云吞没了山顶，而黑暗又迅速降临了。独自呆在世界之巅，他一定非常疲惫，而且氧气也已用完或几乎用完了。"他那么晚独自呆在那里简直是疯了，" 他的前队友安迪·德·克勒克说，"实在令人费解。"
5月9日夜晚至5月12日，赫罗德一直呆在南山口。他曾感受到暴风雪的猛烈，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呼救，看到了由于严重的冻疮而变得一瘸一拐的韦瑟斯。在5月25日的上山路上，赫罗德经过了费希尔的尸体。几小时后，他又在南峰顶跨过了罗布·霍尔已僵硬的双腿。
显然，尸体没有给赫罗德留下太多的印象。他不顾缓慢的步伐和渐晚的时间继续向山顶走去。
自赫罗德在5时15分从峰顶呼叫之后就再没有从他那里传来无线电信号。"我们开着无线电通话设备，坐在4 号营地等待他的消息，"奥德多在刊登在约翰内斯堡的《柳报》专访中解释说，"我们太疲劳了，最后睡着了。当我在第二天早晨5点钟醒来时，他仍没有通过无线电传来消息，我意识到我们已失去了他。"
布鲁斯·赫罗德现被认为已死亡。他是在这一季节中逝去的第12条生命。

尾 声
现在，我渴望女人温柔的抚慰，鸟儿的歌唱，指间流动的泥土的芬香。我正寻找合适的土地来购买。我将在上面饲养鹿、野猪和小鸟儿；种上三角叶杨和小无花果树。我将造一口池塘。傍晚时分，鸭子前来媒戏，鱼儿浮出水面，将小虫子塞入嘴中。几条小径穿过这片树林。我和你迷失在大地的波澜起伏之中。我们来到水边，躺在草地上。一块小小的招牌上委婉地写道：这是真实的世界，我们都置身其中。
—— B·特拉 摘自《血红的兰花》
数位曾于去年５月到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告诉我，他们曾试图摆脱悲剧的阴影。我在１１月中旬收到洛·卡西希克的来信。他写道：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发展起一些积极的想法。珠穆朗玛峰是我一生中最惨痛的经历。但这已成为过去。现在就是现在。我已将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看法上。对于生命，他人和我自己，我学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感到我现在对生活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我现在对事物的看法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洛在与贝克·韦瑟斯在达拉斯共度周末后刚刚返回。在被直升飞机输送之后，贝克的右臂自肘以下被截掉了。他的鼻子也被切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从耳朵和前额取下的组织。洛认为拜访贝克令人既伤心又振奋。看到贝克的这般模样实在令人伤心：重塑的鼻子，满脸的伤痕，生活不能自理，以及对能否继续行医的疑虑，等等。但看到这个男人能如此地接受一切并准备继续生活下去确实令人感到不同寻常。他战胜了这一切。他将取得胜利。
贝克对每个人都心存善意。贝克不会玩指责别人的游戏。你可能与贝克的政见不同，但看到贝克是如何对付这一切时，你将与我分享骄傲的感觉。终有一天，一切苦难将为贝克呈现出积极的一面。
我为贝克、洛和其他一些能从积极的角度审视这段经历的人们感到振奋，甚至感到有些嫉妒。可能随时间的流逝，我也能从诸多的痛苦中认识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我现在还做不到。
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从尼泊尔回来已半年有余。在这６个月中，任何一天珠穆朗玛峰都能在我的思维中占据２至３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也没有暂停过：攀登留下的影象以及它所造成的恶果仍渗透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记录这次探险活动的文章刊登在九月的《户外》杂志后，杂志的邮购量激增。许多回信都表现出对幸存者的支持和同情，但也有很多恶语相向的信件。例如，一名来自佛罗里达的律师训斥道：我想说我同意克拉考尔先生所说的：“ 我的行动，或我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直接导致了安迪·哈里斯的死亡。” 我还同意他所说的：” （他）只躺在３５０码之遥的帐篷里，什么都没有做……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独自活下来的。”
一些最愤怒的来信，也是迄今为止读起来最令人恼羞成怒的信件是来自受难者亲属的。斯科特·费希尔的妹妹丽莎·费希尔·卢肯巴赫写道：
“ 根据你的文字，你似乎具有确切知道每个人在探险活动中的想法和心理活动的特异功能。现在你已安然无恙地返回家中。你评判别人的判断力，分析他们的企图、行为、性格及动机。你对领队、夏尔巴人和顾客应该如何做大加评论。你对他们的过错进行傲慢的指责。根据乔恩·克拉考尔的自述，在他预感到恶运将至时，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而缩回自己的帐篷。
还是看看这位貌似万事通的所作所为吧。你对安迪· 哈里斯的下落的错误推测给他的家属和朋友带来了巨大的悲伤和痛苦。而现在，你又以对江布“小道消息式”的描述来唾弃他的性格。
我所读到的是你的个人主义正疯狂地从所发生的一切中找出道理。但你的任何分析、批评、判断，亦或是假设，都不会给你带来你所寻求的平静感。没有答案，没有人做错了什么，没有人应受指责。每个人都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中尽力而为。
没有人蓄意谋害别人。没有人想死。
我是在得知遇难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洛桑江布的名字后不久收到这封信的。这封信使我异常痛苦。８月份，当季风从高高的喜马拉雅山退却以后，江布返回珠穆朗玛峰，向导一支日本探险队从南山口和东南脊攀登。９月２５日，当他们从２号营地攀登至４号营地准备向顶峰冲刺时，一块板状的崩落雪块将江布、另一名夏尔巴人和一名法国登山者压倒在日内瓦山嘴之下。他们顺霍泽冰面向下翻滚了一段距离，直至被摔死。江布抛下了在加德满都的年轻妻子和一个２个月大的孩子离开了人间。
还有其它一些坏消息。５月１７日，从珠穆朗玛峰下来后在大本营休息了２天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独自前往攀登霍泽峰。“ 我累了” 他告诉我，“ 但我是为斯科特而去的。” 为了完成斯科特要征服世界排座８,０００米以上的山峰的遗愿，布克瑞夫于９月份从西藏攀登了卓奥友峰和海拔２６,２９１英尺的希夏邦玛峰。当他于１１月中旬在家乡卡扎克斯坦逗留时，他乘坐的公共汽车发生撞车事故。司机被撞死，而阿那托列的头部严重受伤，一只眼睛受到了严重的，甚至是永久性的伤害。
１９９６年间月１４日，下面这段文字作为南非人对珠穆朗玛峰的论谈内容之一而被刊载在因特网上：
“ 我是夏尔巴孤儿。我的父亲在我年近７岁时为一支探险队搬运行李而死在了库巴冰瀑上。我的母亲在１９７０年时为另一支探险队扛运行李时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我的另三个兄弟姊妹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和我的姊妹被送往在欧洲和美国的寄宿家庭。
我从未再回到我的家乡，因为我认为它是应受到诅咒的。我的祖先由于在低地受到虐待而逃到神圣的库巴地区。在那里，他们在"大地之母"的阴影中找到了避难所。作为回报，他们应当保护女神的圣所免受外人的入侵。
但我们的人却背道而行。他们引导外来者进入圣所，并以站在她的头顶欢叫的方式来破坏她的肢体，污染她的胸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搭上了性命，而另一些人虽虎口逃生但却牺牲了别人的生命……
所以我相信夏尔巴人也应对1996年发生的悲剧负责。我对没能返回故乡不感到丝毫遗憾，因为我知道那里的人们和那些自认为可以征服世界的傲慢的外来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还记得泰坦尼克号吗？即使永不沉没的它也沉没了。在“女神”面前，韦斯特斯、皮特曼、费希尔、江布、马斯纳和伯宁顿是多么愚蠢的人啊。因此我发誓我将决不重返家园而成为亵读神的合谋者。”
珠穆朗玛峰似乎毒害了很多生命，摧垮了多种关系。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因为抑郁症而住院治疗。当我上一次同某位队友谈话时，我得知他的妻子的状况也是一团糟。他说，应付探险带来的不良后果使他的婚姻行将瓦解。他不能集中精力地工作。他经常从陌生人那里受到恐吓和羞辱。
在桑迪·皮特曼返回曼哈顿以后，她发现自己成了公众发泄怒气的对象。１９９６年８月的《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篇对她冷嘲热讽的文章。一个来自小型电视节目《拷贝》的摄制组在她的公寓外“偷袭”了她。作家克里斯托弗·巴克利将皮特曼的高山遇难经历调制成《纽约人》杂志封底的堪称画龙点睛之笔的笑话。到８月份，事态发展得愈发不可收拾。她向朋友哭诉说她的儿子在高等私立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嘲讽和冷遇。公众将对珠穆朗玛峰悲剧的极大愤怒直指皮特曼，这使得她既感吃惊又有些晕头转向。
对尼尔·贝德曼来说，虽然他将两名顾客引导下山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但他仍为没能阻止另一个人的死亡而深感内疚。这位顾客不属于他的队伍，因此如果冠冕堂皇地讲，也就不属于他的责任范围。
在我和贝德曼都重新适应了家庭环境之后，他向我回忆起在南山口上与队员们挤在寒风中并不顾一切地要保证每个人生还的情景。“ 当天空刚刚晴朗得使我们能分辨出营地的方向时，” 他回忆说，“ 那感觉就是‘ 嗨，风暴的停息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赶快走吧！’ 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大家挪动双脚，但很显然有些人已虚弱得无法迈步，甚至不能站起来了。”
“人们在哭喊。我听到有人嚎叫：‘ 别让我死在这里！’ 那显然是非生即死的关头。我竭力想使南比站起来。她抓住了我的胳膊，但她虚弱得已无法支撑双膝站立起来。我开始迈开脚步并将她拖了一二步，然后她的手松开了，摔到一旁。我必须继续前进。必须有人去帐篷求救，不然所有人都会死掉。”
贝德曼稍停了一会儿，“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南比，” 他再次开口时这样说，“ 她是那么弱小。我仍能感到她的手指从我的胳膊上滑落时的感觉，而我就听之任之了。我甚至再没有回过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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