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驴读物：走入空气稀薄地带--—— 珠穆朗玛峰山难亲历记

智慧树

在80年代，费希尔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攀登并为他在当地赢得了一些声望，但世界攀登界的名人都始终对他嗤之以鼻。尽管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某些更著名的同行那样得到相当多的商业赞助。一些顶级登山者也是看不起他的。
当费希尔在1996年春天前往尼泊尔的时候，他开始得到一些他认为早该属于他的认可。 这一认可源于他在不使用氧气的状态下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费希尔的这支起名为 "萨加 玛塔环境探险队"的队伍从珠峰上移走了重5吨的垃圾。这一举动不但使风景大为改观， 也为他带来了更良好的公共关系。在1996年1月，费希尔领导了一次为集资而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活动。这次攀登为慈善组织筹得5万美元。由于1994年的珠穆朗玛峰清洁探险队和后来的攀登活动，费希尔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时，已经是著名人物了，经常出现在西雅图的新闻媒体上。他的攀登事业也蒸蒸日上。
记者们不间断地询问费希尔是如何将攀登所冒的危险与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相协调的。 费希尔回答说，他现在遇险的机会与不计后果的青年时代比起来已大大降低了。他现在 已成长为一名谨慎而保守的登山者。就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前不久，他对西雅图作家布鲁斯·巴科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会回来。我做向导时，我的妻子一点儿也不为我担心，因为我做出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意外的事故都是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引起的。所以这正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在年青时代有过许多次意外事故。你可能能找出许多原因，但最终都是人的错误。"
尽管费希尔如此肯定，但他遥远的高山事业还是使他很难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他非常 疼爱自己的孩子，在西雅图时，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但是攀登经常使他离家数月。在儿子度过的9个生日中，他只参加了两个。实际上，他的朋友说，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他的婚姻关系已十分紧张。而紧张的关系又由于他对妻子的经济依赖而更加恶化了。
像所有的同行一样，疯狂山峰公司从创业之初财政就面临困境：在1995年，费希尔只赚得12，000美元。但最终费希尔日益增加的名望和他的生意伙伴兼办公室经理卡伦 ·迪 金森的组织才能和冷静的头脑弥补了费希尔凭直觉和不计后果的运作方式。受到罗布.霍尔成功向导珠穆朗玛峰的启示以及他所收取的巨额费用的刺激，费希尔认为他进入珠穆朗玛峰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他能赶上霍尔的话，他很快就能将"疯狂山峰"射向赢利的靶心。
金钱本身对费希尔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对物质方面的东西漠不关心，但是他渴望来自 家庭、同行乃至社会的尊重。但他也明白，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 准。
1994年，在费希尔从珠穆朗玛峰凯旋而归后的几个星期，我在西雅图遇到了他。我与他 并不太熟悉，但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而且经常在峭壁危岩或登山者的聚会上碰面。 这一次，他拉着我大谈他向导攀登珠峰的计划，他引诱我说，我应该一同去，为《户外》杂志写篇文章。当我回答说像我这样攀登经验如此有限的人攀登珠峰是异想天开时， 他说："嗨，经验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海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兄弟。你能行。你已经做过一些艰难的攀登了。这些攀登都比攀登珠峰困难。我们已经把珠峰解决掉了。我们把它都捆起来了。我跟你说，我们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砖路。"
斯科特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也许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他是冷酷的。他每次见到我都大谈珠穆朗玛峰。更有甚者，他反复地与《户外》杂志的主编布拉德·韦茨勒夸耀他的想法。到1996年1月，由于费希尔的游说，《户外》杂志已决定送我去珠穆朗玛峰--根据费希尔的暗示，大概作为费希尔探险队的一员。在斯科特心里，这早已是 板上钉钉的事了。
距我计划的行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韦茨勒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计划有些变动：罗布·霍尔为杂志社提供了更优惠的条件，所以韦茨勒计划让我退费希尔的公司而加入探险咨询公司的探险队。我认识费希尔，并且喜欢他。当时我还不了解霍尔，所以我起初不太情愿。但当一名登山挚友向我证实了霍尔的良好信誉后，我热情地同意与探险咨询公司共同攀登珠峰。
在大本营的一天下午，我问霍尔为什么他如此热心地让我参加他的登山队时，他坦率地 解释说，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感兴趣。吸引他的是由于与《户外》杂志达成这桩买卖而 给他带来的慷慨的广告回报。
霍尔告诉我说，按照协议，他只收取一万美元的现金作为登山费用，而剩下的费用则由 昂贵的广告版面来抵付 --因为这本杂志面向构成霍尔顾客群的核心，也就是那些高档 次、富有冒险精神而身强力壮的读者。而更重要的是，霍尔说："他们是美国读者。大约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向导攀登珠峰和另7座山峰的潜在顾客在美国。过了这个季节，当我的伙伴斯科特成为珠峰向导后，他就会比探险咨询公司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在美国本土。要与他竞争，我们就必须将广告大刀阔斧地推进到那里。"
在1月份，当费希尔发现霍尔将我从他的队伍抢走之后，他怒火中烧。他从科罗拉多大峡谷给我打电话，用我从未听过的愤怒语气坚持说他决不向霍尔让步。(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直言不讳，他不是对我，而是对随之而来的公众效应和广告效益感兴趣。)然而最终他还是不愿为杂志社提供可与霍尔相媲美的优惠条件。
当我以探险咨询公司而不是疯狂山峰公司探险队队员的身份到达大本营时，斯科特并末 流露出丝毫的不高兴。当我下行到他的帐篷时，他给我倒了一大杯咖啡，用胳膊搂着我 的肩膀，看上去对我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虽然大本营显得那么平静，但我们仍无法忘记我们身处在距海平面3英里多的地方。当我在午饭时走回大帐篷后，我足足喘了几分钟。如果我坐起速度太快，就会感到头晕目眩。睡眠变得不安稳，这是轻度高山反应的一个常见症状。在许多夜晚，我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三四次，感到窒息。伤口和擦痕很难愈合。我的食欲减迟，而需要充足氧气来代谢，食物的消化系统也拒绝加工我强迫自己咽下的东西；相反，我的身体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我的胳膊和腿渐渐干瘪得如麻秆粗细了。我的一些队友在这种缺氧和不卫生的环境中身体的情况比我还糟糕。安迪、麦克、卡罗琳、洛、斯徒尔特和约翰都患上了消化系统紊乱症，频繁地如厕。海伦和道格被剧烈的头痛困扰着。道格曾这样向我描述："就像有人在我的眼睛之间钉钉子。"
这是道格第二次与布攀登珠穆朗玛峰。前年，道格、霍尔和另3名顾客在距山顶仅330 英尺的地方返回，因为当时山顶被一层厚厚的并且不结实的积雪覆盖着。"山顶看上去非常非常非常的近。"道格带着遗憾的笑容回忆道。"你信不信，从那儿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着它。"霍尔对汉森没能如愿登顶感到惋惜。他说服汉森今年再试一次，并在费 用上给了他很大的优惠。
在我的队友当中，道格是惟一一位不依靠职业向导而进行过多次攀登的人。虽然他不是 出色的登山家，但他15 年积累的经验足以使他在高空照顾好自己的安危。如果我们探险 队中能有人登珠穆朗玛峰，那一定是道格：他强壮，干劲十足，此外他在珠峰上已到达过很高的地方。
就在距道格47岁生日还差不到2个月时，也是在他离婚17年后，道格向我承认他曾与一大群女人有染，而每个女人都是在厌倦了与山峰争夺他的注意力后而离开他的。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前几个星期，道格在访友时遇到了另一个女人，他们双双坠人爱河。他们曾一度依靠传真互诉衷肠。然而在以后的几天中，道格没有收到她的消息。"我猜她明智地把我甩了。"他叹息道，看上去垂头丧气。"她真的太好了。我真的以为这一个会很长久。"
一天傍晚时分，他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传真走进我的帐篷。"卡伦·玛丽说她要搬到西雅图了!"他满脸陶醉地脱口而出。"哩!这回可要认真对待了。我最好在她改变主意之前爬上山顶，然后将珠穆朗玛峰赶出我的世界。"
除了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女人鸿雁传书之外，道格还把在大本营的这段时间花在向一所 名为日出小学的学生们寄明信片上。这是一所位于华盛顿肯特的公立机构。这所学校曾 以出售T恤衫的方式为道格的攀登活动集资。他给我看了许多明信片："有些人拥有大梦想，有些人有着小梦想，"这是他写给一名叫作瓦尼萨的女孩子的。"无论你有怎样的 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不要停止梦想。"
然而道格还是花更多的时间写传真给他的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19岁的安吉和17岁 的杰米。道格以单亲父亲的身份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他总是跑进我隔壁的帐篷，而每 当有杰米发来传真时，他总要兴高采烈地念给我听。"天呀，"他说："你怎么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总是把事情搞糟的人竟能养活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孩子呢。"
我则很少发传真或寄明信片。相反，我把在大本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我在山的更高 处，特别是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应如何行动上。虽然我在岩石和冰面上 比其他顾客和许多向导花费的时间都多，但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我在高海拔所停留的时间是现在这群顾客中最少的。实际上，大本营--珠穆朗玛峰的脚趾，已是我一生中曾到过的最高处。
霍尔对这一切并不担心。他解释说，在7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后，他已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可使我们适应缺氧环境的方案。(大本营处的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而峰顶则只有三分之一)为适应不断增加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将做出调整，诸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的改变，以及输送氧气的红细胞在数目上的激增--这一转变需要数个星期才能完成。
而霍尔坚持说，自大本营开始，每次攀登2，000英尺的高度，攀登3次后，我们的身体会充分适应环境并为我们登临29，028英尺的峰顶提供安全保障。"这方法已成功过39 次，老兄，"当我表示置疑时，霍尔面带被扭曲的微笑宽慰着我。"有几个与我攀登过山顶的家伙也曾像你一样悲观。

智慧树

在80年代，费希尔进行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攀登并为他在当地赢得了一些声望，但世界攀登界的名人都始终对他嗤之以鼻。尽管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某些更著名的同行那样得到相当多的商业赞助。一些顶级登山者也是看不起他的。
当费希尔在1996年春天前往尼泊尔的时候，他开始得到一些他认为早该属于他的认可。 这一认可源于他在不使用氧气的状态下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费希尔的这支起名为 "萨加 玛塔环境探险队"的队伍从珠峰上移走了重5吨的垃圾。这一举动不但使风景大为改观， 也为他带来了更良好的公共关系。在1996年1月，费希尔领导了一次为集资而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活动。这次攀登为慈善组织筹得5万美元。由于1994年的珠穆朗玛峰清洁探险队和后来的攀登活动，费希尔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时，已经是著名人物了，经常出现在西雅图的新闻媒体上。他的攀登事业也蒸蒸日上。
记者们不间断地询问费希尔是如何将攀登所冒的危险与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相协调的。 费希尔回答说，他现在遇险的机会与不计后果的青年时代比起来已大大降低了。他现在 已成长为一名谨慎而保守的登山者。就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前不久，他对西雅图作家布鲁斯·巴科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会回来。我做向导时，我的妻子一点儿也不为我担心，因为我做出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认为意外的事故都是由于人们的错误而引起的。所以这正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在年青时代有过许多次意外事故。你可能能找出许多原因，但最终都是人的错误。"
尽管费希尔如此肯定，但他遥远的高山事业还是使他很难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他非常 疼爱自己的孩子，在西雅图时，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但是攀登经常使他离家数月。在儿子度过的9个生日中，他只参加了两个。实际上，他的朋友说，在他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他的婚姻关系已十分紧张。而紧张的关系又由于他对妻子的经济依赖而更加恶化了。
像所有的同行一样，疯狂山峰公司从创业之初财政就面临困境：在1995年，费希尔只赚得12，000美元。但最终费希尔日益增加的名望和他的生意伙伴兼办公室经理卡伦 ·迪 金森的组织才能和冷静的头脑弥补了费希尔凭直觉和不计后果的运作方式。受到罗布.霍尔成功向导珠穆朗玛峰的启示以及他所收取的巨额费用的刺激，费希尔认为他进入珠穆朗玛峰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他能赶上霍尔的话，他很快就能将"疯狂山峰"射向赢利的靶心。
金钱本身对费希尔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对物质方面的东西漠不关心，但是他渴望来自 家庭、同行乃至社会的尊重。但他也明白，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是衡量成功的主要标 准。
1994年，在费希尔从珠穆朗玛峰凯旋而归后的几个星期，我在西雅图遇到了他。我与他 并不太熟悉，但我们有几个共同的朋友，而且经常在峭壁危岩或登山者的聚会上碰面。 这一次，他拉着我大谈他向导攀登珠峰的计划，他引诱我说，我应该一同去，为《户外》杂志写篇文章。当我回答说像我这样攀登经验如此有限的人攀登珠峰是异想天开时， 他说："嗨，经验的重要性被夸大了。海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兄弟。你能行。你已经做过一些艰难的攀登了。这些攀登都比攀登珠峰困难。我们已经把珠峰解决掉了。我们把它都捆起来了。我跟你说，我们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砖路。"
斯科特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也许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他是冷酷的。他每次见到我都大谈珠穆朗玛峰。更有甚者，他反复地与《户外》杂志的主编布拉德·韦茨勒夸耀他的想法。到1996年1月，由于费希尔的游说，《户外》杂志已决定送我去珠穆朗玛峰--根据费希尔的暗示，大概作为费希尔探险队的一员。在斯科特心里，这早已是 板上钉钉的事了。
距我计划的行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韦茨勒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计划有些变动：罗布·霍尔为杂志社提供了更优惠的条件，所以韦茨勒计划让我退费希尔的公司而加入探险咨询公司的探险队。我认识费希尔，并且喜欢他。当时我还不了解霍尔，所以我起初不太情愿。但当一名登山挚友向我证实了霍尔的良好信誉后，我热情地同意与探险咨询公司共同攀登珠峰。
在大本营的一天下午，我问霍尔为什么他如此热心地让我参加他的登山队时，他坦率地 解释说，实际上他并不是对我感兴趣。吸引他的是由于与《户外》杂志达成这桩买卖而 给他带来的慷慨的广告回报。
霍尔告诉我说，按照协议，他只收取一万美元的现金作为登山费用，而剩下的费用则由 昂贵的广告版面来抵付 --因为这本杂志面向构成霍尔顾客群的核心，也就是那些高档 次、富有冒险精神而身强力壮的读者。而更重要的是，霍尔说："他们是美国读者。大约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向导攀登珠峰和另7座山峰的潜在顾客在美国。过了这个季节，当我的伙伴斯科特成为珠峰向导后，他就会比探险咨询公司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在美国本土。要与他竞争，我们就必须将广告大刀阔斧地推进到那里。"
在1月份，当费希尔发现霍尔将我从他的队伍抢走之后，他怒火中烧。他从科罗拉多大峡谷给我打电话，用我从未听过的愤怒语气坚持说他决不向霍尔让步。(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直言不讳，他不是对我，而是对随之而来的公众效应和广告效益感兴趣。)然而最终他还是不愿为杂志社提供可与霍尔相媲美的优惠条件。
当我以探险咨询公司而不是疯狂山峰公司探险队队员的身份到达大本营时，斯科特并末 流露出丝毫的不高兴。当我下行到他的帐篷时，他给我倒了一大杯咖啡，用胳膊搂着我 的肩膀，看上去对我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虽然大本营显得那么平静，但我们仍无法忘记我们身处在距海平面3英里多的地方。当我在午饭时走回大帐篷后，我足足喘了几分钟。如果我坐起速度太快，就会感到头晕目眩。睡眠变得不安稳，这是轻度高山反应的一个常见症状。在许多夜晚，我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三四次，感到窒息。伤口和擦痕很难愈合。我的食欲减迟，而需要充足氧气来代谢，食物的消化系统也拒绝加工我强迫自己咽下的东西；相反，我的身体开始消耗自身的储备。我的胳膊和腿渐渐干瘪得如麻秆粗细了。我的一些队友在这种缺氧和不卫生的环境中身体的情况比我还糟糕。安迪、麦克、卡罗琳、洛、斯徒尔特和约翰都患上了消化系统紊乱症，频繁地如厕。海伦和道格被剧烈的头痛困扰着。道格曾这样向我描述："就像有人在我的眼睛之间钉钉子。"
这是道格第二次与布攀登珠穆朗玛峰。前年，道格、霍尔和另3名顾客在距山顶仅330 英尺的地方返回，因为当时山顶被一层厚厚的并且不结实的积雪覆盖着。"山顶看上去非常非常非常的近。"道格带着遗憾的笑容回忆道。"你信不信，从那儿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着它。"霍尔对汉森没能如愿登顶感到惋惜。他说服汉森今年再试一次，并在费 用上给了他很大的优惠。
在我的队友当中，道格是惟一一位不依靠职业向导而进行过多次攀登的人。虽然他不是 出色的登山家，但他15 年积累的经验足以使他在高空照顾好自己的安危。如果我们探险 队中能有人登珠穆朗玛峰，那一定是道格：他强壮，干劲十足，此外他在珠峰上已到达过很高的地方。
就在距道格47岁生日还差不到2个月时，也是在他离婚17年后，道格向我承认他曾与一大群女人有染，而每个女人都是在厌倦了与山峰争夺他的注意力后而离开他的。在1996年前往珠穆朗玛峰的前几个星期，道格在访友时遇到了另一个女人，他们双双坠人爱河。他们曾一度依靠传真互诉衷肠。然而在以后的几天中，道格没有收到她的消息。"我猜她明智地把我甩了。"他叹息道，看上去垂头丧气。"她真的太好了。我真的以为这一个会很长久。"
一天傍晚时分，他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传真走进我的帐篷。"卡伦·玛丽说她要搬到西雅图了!"他满脸陶醉地脱口而出。"哩!这回可要认真对待了。我最好在她改变主意之前爬上山顶，然后将珠穆朗玛峰赶出我的世界。"
除了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女人鸿雁传书之外，道格还把在大本营的这段时间花在向一所 名为日出小学的学生们寄明信片上。这是一所位于华盛顿肯特的公立机构。这所学校曾 以出售T恤衫的方式为道格的攀登活动集资。他给我看了许多明信片："有些人拥有大梦想，有些人有着小梦想，"这是他写给一名叫作瓦尼萨的女孩子的。"无论你有怎样的 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不要停止梦想。"
然而道格还是花更多的时间写传真给他的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19岁的安吉和17岁 的杰米。道格以单亲父亲的身份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他总是跑进我隔壁的帐篷，而每 当有杰米发来传真时，他总要兴高采烈地念给我听。"天呀，"他说："你怎么能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总是把事情搞糟的人竟能养活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孩子呢。"
我则很少发传真或寄明信片。相反，我把在大本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我在山的更高 处，特别是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死亡地带应如何行动上。虽然我在岩石和冰面上 比其他顾客和许多向导花费的时间都多，但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我在高海拔所停留的时间是现在这群顾客中最少的。实际上，大本营--珠穆朗玛峰的脚趾，已是我一生中曾到过的最高处。
霍尔对这一切并不担心。他解释说，在7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后，他已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可使我们适应缺氧环境的方案。(大本营处的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而峰顶则只有三分之一)为适应不断增加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将做出调整，诸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的改变，以及输送氧气的红细胞在数目上的激增--这一转变需要数个星期才能完成。
而霍尔坚持说，自大本营开始，每次攀登2，000英尺的高度，攀登3次后，我们的身体会充分适应环境并为我们登临29，028英尺的峰顶提供安全保障。"这方法已成功过39 次，老兄，"当我表示置疑时，霍尔面带被扭曲的微笑宽慰着我。"有几个与我攀登过山顶的家伙也曾像你一样悲观。

智慧树

第十三章
应当承认（珠穆朗玛峰）有着我所见过的最陡峭的山脊和最险峻的绝壁，而所有关于雪坡的传说都是一个神话……亲爱的，这是令人激动的事业，我无法形容它对我的吸引力以及它所呈现出的前景，还有它的美丽。
n        乔治·利·马洛里 摘自《给妻子的一封信》
在南山口以上的死亡地带．生存的意义无异于与时间赛跑。当我们在5月10日从4号营地出发时，每位顾客都带了两瓶6.6磅重的氧气瓶。我们准备在南峰顶夏尔巴人为我们准备的贮藏所里领得第三瓶氧气。以保守的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计算，每一瓶氧气可维持5至6个小时，也就是在4点至5点之间，每个人的氧气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根据每个人适应气候和生理构造的不同情况，我们仍可在南山口以上行动--但行动不会很自如，而且时间不能很长。我们在短时间内易受到HAPE、HACE、体温降低、判断力下降和冻疮的袭击。死亡的可能性骤增。
曾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霍尔像任何人一样明白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在认识到一些顾客的登山技巧欠佳的情况下，霍尔试图依靠固定绳索来保护和加速我们和费希尔的队伍在这段最艰难的路途上的攀登。今年尚没有探险队到达峰顶的事实使霍尔深感焦虑，因为这意味着这段地形的大部分地方尚没有固定绳索。
瑞典的独行者戈兰·克罗普虽在5月3日到达离峰顶垂直距离为350英尺的地段，但他根本没有固定任何绳索。那位到达了更高处的黑山人曾固定了一些绳索，但由于缺乏经验，他在南山口以上1，400英尺的范围内用尽了所有绳索，特别是在较平缓的山坡上浪费了大量的绳索。因此在我们向峰顶进发的那天早晨，陡峭的锯齿状的东南脊的上部冰雪中只残留着以往探险队留下的被扯得支离破碎的绳索。
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在离开大本营前，霍尔和费希尔召集两队的向导开会。他们在会上达成协议，双方各派两名夏尔巴人--包括攀登领队汪多吉和江布，在大队人马出发前90分钟离开4号营地。这将使夏尔巴人有足够的时间在顾客到达之前在大多数暴露的地段装上固定绳索。 "罗布明确指出这样做的重要性。'贝德曼回忆说。"他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瓶颈地段浪费时间。"
然而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没有任何夏尔巴人在5月 9日夜晚先于我们离开南山口。也许是因为直到晚上7时 30分才停息的暴风雪使得他们没能如期出发。在攀登结束以后，江布坚持说霍尔和费希尔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在顾客到达之前固定绳索的计划，因为他们得到了夏尔巴人已在高至南峰顶的地方完成了这一任务的错误信息。
如果江布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3名幸存的向导贝德曼、格鲁姆和布克瑞夫对更改计划一无所知呢？而如果固定绳索的计划被有意识地改变了，那么江布和汪多吉为什么从4号营地出发时要携带着300英尺长的绳索走在各自队伍的前面呢？
不管怎样，在27，400英尺以上的地方，没有事先安装固定绳索。当我和汪多吉在凌晨5时30分首先到达平台时，我们比霍尔的其他队员领先了1个小时。当时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始固定绳索，但罗布明确禁止我们这样做。当时江布还在下面很远的地方用短绳系着皮特曼，没有人能与汪多吉合作。
当我们坐在一起看日出的时候，生性沉默寡言的汪多吉看起来格外忧郁。我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交谈。他的坏情绪可能是由于两周来一直在折磨他的脓肿的牙齿引起的，亦或是在为他4天前看到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场面而冥思苦想：在大本营度过最后一个夜晚时，他和其他夏尔巴人用狂饮米和稷制成的浓烈而香甜的酒的方式来庆祝即将到来的顶峰冲击。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他显得尤为躁动不安；在攀登冰布之前，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他在夜里看到了鬼魂。笃信神灵的年轻人汪多吉是不可能对这一预兆泰然处之的。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在生江布的气。他认为江布是个爱炫耀的家伙。霍尔在1995年曾在他的珠峰探险队里同时雇佣了他们俩人。然而这两名夏尔巴人合作得并不愉快。
那一年，当霍尔的队伍在下午1时30分左右到达南峰顶时，他们发现一片厚重且松软的积雪覆盖了峰脊的最后一段路途。霍尔派了一名叫作盖伊·科特的新西兰向导跟随江布而不是汪多吉前去打探继续攀登的可行性。当时作为攀登领队的汪多吉将此视作一种耻辱。稍后，当江布攀登到希拉里台阶时，霍尔决定放弃攀登峰顶并示意科特和江布返回。但江布无视指令，脱离了科特，继续独自攀登至峰顶。霍尔对江布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汪多吉也是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今天为两支不同的队伍效力，汪多吉还是要在登峰之日与江布合作--而这一次江布又表现得我行我素。汪多吉已尽职尽责地工作了6个星期。现在，他显然已经厌倦了再做份外之事，闷闷不乐的他坐在我身旁的雪地上等待着江布而将绳索扔在了一边。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从平台向上移动90分钟后到达海拔28，000英尺处，我遇到了第一个瓶颈地段。在这里，来自各个攀登队的登山者被一系列巨大的需要绳索才可安全越过的石阶挡住了去路。顾客们在岩石的基部乱糟糟地挤了将近一个小时，而贝德曼不得不代替"失踪"了的江布奋力地将绳索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焦急而缺乏技巧的霍尔的队员南比险些引发一场事故。作为东京联邦特快的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南比没有沉沦于中年日本女人的那种温和、谦恭的老套路。她曾笑着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家包揽了做饭、洗衣的家务活。她攀登珠峰的壮举曾在日本国内引起小小的轰动。在以前的登山过程中，她一直是一名缓慢而不坚定的登山者，但由于今天的目标是对准了峰顶，她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充沛精力。"从我们一到达南山口，"与她合住一间帐篷的约翰·塔斯基说，"南比一心想着攀登峰顶，她甚至有些神志恍地。'自离开南山口后，她非常努力地向队伍前列挤去。
现在，当贝德曼刚刚在顾客上方暂时将绳索系住，过分心急的南比就在向导还未将他那一端的绳索系牢之前就将攀登器夹在了上面。正当她准备将全部体重加于绳索之上时--这一举动将把贝德曼翻下山去--麦克·格鲁姆适时地制止了她，并委婉地对她的不耐心提出了批评。
随每一位登山者的到来，绳索上的交通阻塞越来越严重。在早晨即将过去的时候，霍尔的顾客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及霍尔挤在登山者的后面，他们开始对迟缓的进程感到焦虑。紧挨在他们前面的是移动得非常缓慢的台湾队。"他们的攀登方式非常古怪，紧挨着，"哈钦森说，"就像被切开的面包片，一个挨着一个。这意味着很难超过他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等着他们沿绳索爬上去。
在进军峰顶前，霍尔曾在4号营地考虑过两个可行的返回时间，下午1时或者2时。然而，他从未明确宣布应当遵守哪一个时间。这多少令人感到困惑，因为霍尔一再强调制定并遵守时间期限的重要性。我们出发之时只是模糊地认为霍尔会在冲击峰顶那天考虑了天气和其它因素后再做最后决定，并由他亲自负责保证每个人在预定时间返回。
直到5月10日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霍尔仍没有宣布返回时间。保守的哈钦森便开始按他所预想的下午1时行事。在大约11点钟时，霍尔告诉哈钦森和塔斯基距顶峰还有3小时的路，然后就奋力地超过台湾人向前冲去。"看起来我们在预定的1点钟之前到达山顶不太可能了。"哈钦森说。紧接着的是一段简短的讨论。卡西希克起初不愿意承认失败，但塔斯基和哈钦森极力地劝说他。在11时30分的时候，三个男人转身向下走去。霍尔派了夏尔巴人送他们下山。
选择下山对这三名顾客及已在几小时前返回的福兰克 ·菲施贝克来说都是艰难的。攀登对男人和女人的吸引力使他们不会轻易偏离目标。在攀登的最后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常人所无法忍受的艰辛和危险。坚持到这一步必须具备超常的忍耐力。
不幸的是，那些无视个人痛苦而继续攀登峰顶的人通常也是那些无视死亡和危险的人。这构成了每个珠峰攀登者都要面对的困境：为了成功你必须动力十足，但如果你过份迫切，你可能死亡。况且，在26，000英尺以上的地方，适度的热情和无谓的顶峰狂热之间也无清晰的界限。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山坡上尸骨遍横。
塔斯基、哈钦森、卡西希克和菲施贝克每人支付了70，000美元并忍受了几个星期以来的痛苦才获得这次攀登峰顶的机会。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男人，不愿屈服于失败，或是半途而废。但当面临艰难的抉择之时，他们是那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做出了正确选择的人。
约翰、斯徒尔特和洛返回处的巨大岩石台阶也就是固定绳索结束的地方。从此处开始，路线沿冰雪覆盖的刃峰一直到南峰顶都呈现出陡峭的角度。当我于11时到达南峰顶时，那里形成了又一个更糟糕的瓶颈地段。更高一点的地方，是垂直的希拉里石阶的切口，再稍上一点就是山顶了。出于对景色的惊叹和长途跋涉的疲惫，我变得沉默不语了。我照了几张相片，然后坐下和向导安迪·哈里斯、尼尔·贝德曼及阿那托列·布克瑞夫等待夏尔巴人在冻结着冰雪的峰脊上固定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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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布克瑞夫像江布一样没有使用氧气。虽然这位俄罗斯人曾两次不戴氧气登临山顶，江布曾3次登上山顶，但令我吃惊的是费希尔竟同意他们在作为向导攀登峰顶时不使用氧气，因为这样做对他的顾客们来说是很不稳妥的。我还吃惊地发现布克瑞夫居然没有带背包。习惯上，向导的背包里应该装有绳索、急救用品、裂缝救助装备。额外的衣服和其它一些在紧急情况下帮助顾客所需的用品。布克瑞夫是我在所有山上所见到的第一个无视这些传统的向导。
事后我了解到，布克瑞夫在离开4号营地时曾带了背包和氧气瓶；他后来告诉我说，虽然他不打算使用氧气，但他还是带了一只氧气瓶以备在"体力不支"和峰顶上使用。然而在到达平台的时候，他扔掉了背包，并让贝德曼替他背着氧气瓶、氧气罩和调节器。因为布克瑞夫没有使用氧气，他决定将负重减至最轻以便在非常稀薄的空气中获得最大的成功机会。
以时速20节行进的微风掠过山脊，将一缕积雪向远方吹送过去，头顶的天空仍是湛蓝一片。当穿着羽绒服在海拔28，700英尺的太阳下闲逛并在缺氧而引起的麻木状态下盯视着世界屋脊之时，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没有人注意到汪多吉和霍尔队伍里的另一名夏尔巴人诺布正与我们坐在一起呷着茶而丝毫没有继续上行的意思。在大约 11时40分的时候，贝德曼终于开口问道："晦，汪多吉，你是继续固定绳索，还是另有打算？"汪多吉很爽快地回答了一声"不"--可能是因为没有费希尔队的夏尔巴人在那里分担工作。
贝德曼对南峰顶聚集起来的人群渐感担忧。他建议由他、哈里斯和布克瑞夫这3名向导亲自动手安装绳索。听到这些，我很快提出帮助他们。贝德曼从他的背包里掏出 150英尺长的一盘绳索，我从汪多吉那里抓住另一盘绳索，我、布克瑞夫和哈里斯于中午时分开始在峰脊上穿针引线了。到完成为止，又一个小时已悄悄溜走。氧气瓶并不能使峰顶感觉起来如同海平面。当我在南峰顶攀登时，我的调节器以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输送氧气，但每当我跨越完一级台阶，我还是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三四口粗气。然后我再迈开一步，接着不得不停下来再喘上几口气--这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快步伐。因为我们的氧气装备提供的是一种压缩气体和周围空气的混合物，所以在海拔29，000 英尺的地方使用氧气瓶的感觉与在海拔26，000英尺的地方不使用氧气瓶相似。但氧气瓶还具有许多难以被量化的优越性。
当我沿峰脊的刃部攀登并大口大口地向疲惫不堪的肺部吸入氧气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而不合情理的平静。橡皮面罩外的世界虽历历在目，但并不真实，仿佛一部慢镜头的电影在我的护目镜前闪动。我感到被麻醉和无拘无束的感觉。我完全与外界隔离开来。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提醒自己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将用生命偿付每一次蹒跚的步履。
在南峰顶上攀登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希拉里石阶的脚下。作为所有攀登地形中最著名的险关之一，这里几乎垂直的40英尺高的岩石和冰雪让人看起来感到毛骨悚然。但正如所有严肃的攀登者想做的那样，我非常想抓住绳子的"最前端"做领路人。但很显然，布克瑞夫、贝德曼和哈里斯也都有同感。缺氧造成的思维混饨使我认为他们会同意一名顾客找当这令人垂涎的领队任务。
最终，我们当中惟-一名曾攀登过珠峰的高级向导布克瑞夫获此殊荣。依靠贝德曼的帮助，布克瑞夭成功地征服了险关。由于进程缓慢，当他吃力地爬向石阶的顶部时，我紧张地注意到了时间并担心我是否会用光氧气。我的第一瓶氧气于早晨7点钟在平台上消耗殆尽，大约维持了7 个小时。以此为标准，我在南峰顶上曾估算出我的第二瓶氧气将在下午2点钟用光。当时我愚蠢地认为我将有充足的时间登上峰顶并返回南峰顶拿到第三瓶氧气。但现在已经过了1点钟，我开始焦虑起来。
在石阶的顶部，我向贝德曼诉说了我的焦虑，并询问他我是否可以暂停帮助他沿山脊固定最后一盘绳索而直奔峰顶。"去吧，"他友好地说，"我来负责绳子的事。"
当我缓步登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级台阶时，我有一种沉于水下的感觉，生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然后我发现自己带着空空的氧气瓶和一根残损的铝制勘察杆站在了一层薄薄的呈楔面状的积雪上。没有更高的去处了。一串佛教的祈祷旗帜在风中猛烈地摇摆，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山的另一侧是我从未见到的景观，干燥的西藏高原如一片无垠的暗褐色泥土向地平线铺展开去。
登临珠峰峰顶本应激起一阵强烈的自鸣得意。在与种种困难抗争之后，我终于实现了从孩提时代就立下的目标，但我每一次自我陶醉的冲动都会因为对摆在面前的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的忧虑而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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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在登山和下山的过程中，我的意识都同样迟钝。我越向上攀登，目标就变得越无足轻重，而我对自己也变得越淡漠。我的注意力消失了，我的记忆被削弱了。大脑的疲乏胜过身体的疲劳。坐下来休息是何等惬意--然而也很危险。如被冻僵而死一样，精疲力竭地死去同样令人愉快。
—— 莱茵霍尔德 摘自《透明的地平线》
我的背包里装着《户外》杂志的旗帜、爱妻琳达用断针图绣的小旗，还有一些我用来在庆祝胜利时留影用的纪念品。由于我的氧气越来越少，我把包里的所有东西都留在了峰顶，并在世界之巅只停留了为安迪·哈里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在最高点的标志前留了4张影的时间。然后，我转身下山。在从山顶走出约20码的地方，我遇见了尼尔·贝德曼和费希尔的一名叫作马丁·亚当斯的顾客正在往上攀登。在和尼尔击掌示意后，我从一块被风蚀的页岩上抓起一把小石子，塞人羽绒服的兜里，匆忙地下山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刚才轻薄的云雾已经南移，并且充斥着整个山谷。山谷在云雾的笼罩下只显现出几座山顶。亚当斯，这个在80年代经济大发展中靠证券交易大发横财的德克萨斯人，曾是一名在云中穿梭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后来告诉我，在到达峰顶后不久，他就辨认出看似平静的水蒸云雾正是凶猛的雷雨的前兆。"当你在飞机上看到这样一块云团时，"他解释说，"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躲开，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但我与亚当斯不同。我并不习惯从29，000英尺的高度俯瞰积雨云，因此，我对迫在眉睫的暴风雪丝毫没有觉察。事实上，我所忧虑的是氧气正在逐渐减少。
15分钟之后，我来到了希拉里台阶的顶部。在这里，我遇到了正沿着同一根绳索向上攀登的人群。我的下山进程不得不被中断一会儿。正当我等人群经过时，安迪也下来了，并问我："乔恩，我好像有些氧气不足。你能帮我看看是不是输气管给冻住了？"
经过一阵快速检查，原来是大量结了冰的唾液把输气管堵住了，使得周围的空气不能进人面罩。我用冰镐把堵塞物凿掉了，接着请他帮我把调节器关掉，以便将氧气保存到台阶上的人群散开以后。然而，他却错误地把我的氧气阀门开到了最大，而不是将它关掉！我的氧气立刻在10分钟内跑掉了。我本来因缺氧而变得笨拙的判断力现在已荡然无存了。我感觉好像服了大量的镇静剂。
我恍惚还记得在我等待的时候，桑迪·皮特曼经过我向顶峰爬去。接着是夏洛特·福克斯和江布。下一个是南比。她就在我脚下，被整个台阶中这最后也是最陡峭的一段路搞得狼狈不堪。我无助地看了她15分钟。她用力地想要翻过最上部的那块岩石，但她实在太疲劳了。最后，在她下面等得不耐烦的蒂姆·马德森用力托住她的臀部把她送了上去。
不久，罗布·霍尔又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我极力掩饰住不断增强的焦虑，感谢他帮助我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啊，这次旅程看起来还真是不错。"他回答道，然后他告诉我，福兰克·菲施贝克、贝克·韦瑟斯、洛·卡西希克、斯徒尔特·哈钦森和约翰·塔斯基都已在半路返回了。
即使我当时处于低能状态，霍尔对8名顾客中有5人返回而表现出的失望还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感觉，我猜想，又被费希尔队伍的所有队员都仍在奋力登顶的事实大大加深了。"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顾客到达山顶。"罗布在继续动身前哀叹道。
那时，亚当斯和布克瑞夫也在下山的路上。他们站在我的上面，等待人群经过。然而一分钟后，拥挤的台阶顶部随着"马卡鲁"、汪多吉和其他几名夏尔巴人的到来变得更雍堵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道格·汉森和斯科特·费希尔。最后，我在没有氧气补充的状态下在海拔28，900英尺处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希拉里台阶终于清静起来了。
那时，我整个大脑皮层的思维开始急剧下降。我头昏眼花，并担心会失明。我疯狂地想要到达南峰顶--因为那里有第三瓶氧气在等着我。我继续迷迷糊糊地沿着固定绳索下降。我的身体由于恐惧而变得僵硬。就在台阶的下部，阿那托列和马丁绕过了我，迅速向山下奔去。而我还是谨慎地沿山脊上的绳索下降。就在距贮藏氧气处还有50英尺的地方，我到了绳索的尽头。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我畏缩不前。
我向南峰顶望去，看见安迪·哈里斯正在整理氧气瓶。 "晦，赫罗德！"我喊道，"你能给我送一瓶氧气吗？"
"没有氧气了！"这位向导回叫道，"这些瓶子全是空的！"这消息令人气恼。我的大脑渴望氧气。我不知所措了。就在这时，麦克·格鲁姆在下山的路上赶上了我。麦克曾在1993年无氧攀登过珠穆朗玛峰，而且他并不太在意是否一定要带氧气瓶。他把他的氧气瓶给了我。我们一同向南峰顶爬去。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氧气贮藏处至少还有6瓶满满的氧气。然而，安迪却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他坚持认为瓶子是空的，而且我和麦克怎么说也不能使他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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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瓶里有多少氧气的淮一办法是将它挂在调节器上，然后看量度计。安迪大概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检查南峰顶的氧气瓶的。在登山结束后，尼尔·贝德曼指出，安迪的调节器可能被冰堵住了，所以即使氧气瓶是满的，量度计显示的也是零。这也解释了安迪古怪的固执行为。如果他的调节器真的被冻往而没有向氧气罩输送氧气的话，这同样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安迪的判断力明显地下降了。
然而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当时竟没有出现在我和麦克的脑海里。实际上，安迪的举止已明显超出了理智的范畴，而我由于思维障碍却丝毫没有觉察到。
我对事物的熟视无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向导登山的攀登模式造成的。我和安迪在体力和技巧方面都不相上下；如果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在无向导状态下攀登，我是不会忽视他的困境的。但在这次攀登中，他扮演的是照顾我和其他顾客的战无不胜的向导的角色。我已特别被教导不能怀疑向导的判断。安迪可能陷入困境，即向导迫切地需要顾客帮助的想法竟然从来没有出现在我迟钝的大脑中。
当安迪还在坚持说没有满的氧气瓶时，麦克无可奈何地看着我。我向后看了看，然后耸了耸肩。我转向安迪，说："没事，赫罗德，别再为这事争吵了。"然后我拿起一罐氧气，把它接到调节器上，向山下走去。在后来的几小时里，我感到了一种卸掉责任的轻松，但我对安迪的困境的彻底忽视，这个过失将折磨我的余生。
大约下午3时30分，我已把麦克、南比和安迪甩在身后了。我很快进入了一层浓密的云雾之中。天上飘着细雪。在昏暗的光线中，我已很难分清山峰和天空的分界处。掉下山脊一命呜呼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在我继续下山的过程中，情况越来越糟。
在东南脊的下部石阶上，我和麦克停下来等沿固定绳索攀登有困难的南比。麦克试图用无线电呼叫罗布，但他的传话器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因此没能和任何人联系上。当麦克照顾着南比，罗布和安迪陪同着在我们之上的惟一一名顾客道格·汉森时，我感到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所以当南比赶上我们时，我问麦克是否能让我单独下山。"可以，" 他回答道，"但千万别从雪檐上掉下去。"
大约下午4时45分，我到了平台--一块海拔28，600 英尺高的呷角，也是我曾与汪多吉坐看日出的地方。就在这时，我惊奇地发现贝克·韦瑟斯独自一人站在雪中，猛烈地颤抖着。我原想他几小时之前已下到了4号营地。"贝克向我大声叫道："你他妈的还呆在这儿干什么？"
几年前，贝克的眼睛曾接受过放射性治疗。他在攀登刚刚开始时就发现了这种手术的一个副作用，即高海拔的低气压会使他的视力下降。他攀登得越高，大气压就越低，而他的视力也就变得越差。
就在他从3号营地向4号营地攀登的那个下午，他告诉我："我的视力糟透了，就连几英尺内也看不清了。我只能紧跟在约翰·塔斯基的后面，而且每一步我都要把我的脚放在他的脚印中。"
贝克也曾公开谈过他的视力问题。但在攀登过程中，他却忘记了向罗布或其他人说明他这种视力越来越下降的趋势。即使这样，他还是做得不错，甚至看上去比刚开始攀登时还要强壮。他解释说："我不想被早早地淘汰出局。"
那晚在向南山口攀登的过程中，贝克设法用以前的方法赶上队伍--即把自己的脚放在前一个人的脚印里。但当到达平台时，太阳出来了。他明显感到自己的视力严重下降，而且更糟的是，他粗心地将冰晶物揉人了眼睛。他的两只角膜被刮伤了。
"从那时开始，”贝克说，"我的一只眼睛已完全看不见 了。我对高度失去了判断。我感到，如果我再向上攀登，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危险，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所以我把情况告诉了罗布。"
'真是遗憾，伙计，"罗布立即说道："你要是下山的话，我会派一名夏尔巴人跟着你的。"但贝克好像并不愿意就这么轻易地放弃登顶的机会："我向罗布解释说，我的眼睛还有希望好转，因为当太阳升到一定高度，我的瞳孔就会收缩。我说我想再等会儿，一旦能看清楚，我就赶上其他的人。"
罗布考虑了一下贝克的建议，然后说："好吧，这很公平。我给你半小时，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下到4号营地的。如果你的视力在半小时内毫无起色，我希望你能呆在这儿，直到我从山顶返回，然后我们一块儿下山。我是认真的：你要么现在就下山，要么答应我呆在这儿等我回来。"
"我誓死都坚守着诺言，"当我俩站在风雪和昏暗的光线中时，贝克善良地告诉我，"我履行了诺言，这就是我站在这儿的原因。"
中午刚过的时候，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 ·卡西希克在2名夏尔巴人的陪同下下山来了。但韦瑟斯仍决定不与他们同行。"天气还算不错，"他解释说，"我觉得毫无理由在那时违背我对罗布的承诺。"
然而现在，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情况也变得极糟。"跟我走吧，'我央求道，"等罗布下来至少还有二三个小时。我就是你的眼睛，我能帮你下山。没有问题。"就在贝克即将被说服的时候，我愚蠢地提到麦克·格鲁姆和南比正在我们身后几分钟的路上。在我这一天所犯的诸多错误中，这一个是较严重的。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感谢你，"贝克说，"我想我还是等麦克吧。他有绳索；他会用绳子将我拖下山的。"
"那好吧，贝克，"我回答说，"这是你的选择。我相信我会在营地看到你的。"事实上，我还是庆幸不用带贝克下山，因为下面的一段山被非常陡峭，并且没有固定绳索。光线越来越暗，天气糟糕透了，我差不多一点力气都没了。然而我对即将袭来的灾难还是毫无察觉。事实上，在与贝克交谈之后，我还费了好多时间寻找10小时前我在上山时丢在雪地里的空氧气瓶，我不想污染这座山。我想将我丢下的所有垃圾都从山上移走。当我把废弃物和另两瓶氧气（一瓶空的，一瓶还有一部分）一起塞到背包里后，我匆忙向着脚下1，600英尺处的南山口走去。
从平台向下的几百英尺是一个开阔而平缓的冲沟。一切顺利。但后来，路线在覆盖着6英寸厚新雪的页岩上弯曲延伸开来。要越过这种不稳定的地形需要高度的注意力，而这一点对于昏昏沉沉的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风已经吹没了前面登山者的足迹，所以要找到正确的路线非常困难。1993年，麦克·格鲁姆的夏尔巴攀登伙伴、丹增的侄子、一名出色的喜玛拉雅登山者，正是在这个地带迷失方向而摔死的。为了能正视现实，我开始大声地自言自语。"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千万别把事情搞砸。这一点至关重要。别紧张。"
我坐在一块巨大而倾斜的岩石凸起上休息。过了几分钟，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我吓得跳了起来。足够的新雪已经堆积起来，我担心崩落的雪块会从山上坠落下来。但当我环顾四周时，却什么也没看见。紧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闪光。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听到的是雷声。
在早晨上山的途中，我对这一带山路做过仔细的观察。我当时曾频频俯视以便找到可帮助下山的标记。我还强迫自己这样记忆这段地形："记住要在这块像船首的拱壁处向左拐，然后沿着依稀可辨的雪径向前直到它突然向右转去。"这是我多年前训练自己掌握的方法，而且在每次登山中我都会强迫自己用到它。在珠穆朗玛峰上，这方法或许可以救我一命。到下午6点，风暴已演变成规模巨大的暴风雪。在飞舞的雪片和速度为60节的狂风中，我终于费力地抓住了黑山人在南山口之上600英尺处的雪被上固定的绳索。风暴使我渐渐清醒起来了。我意识到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候下到了最复杂的地形。
我继续在风暴中向下移动。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一种熟悉而可怕的窒息感。我意识到我的氧气又用完了。3小时之前，当我把第三瓶也是最后一瓶氧气接到调节器上时，我就已经从计量表上看到那一瓶只有一半氧气。当时我并不怀疑这半瓶气体可以支撑到下山，因此也就没有刻意去换一瓶满满的氧气。而现在，氧气已经全没有了！
我把面罩取下来，挂在脖子上，奋力向前挪动。我竟出乎意料地平静。然而，没有了氧气补充，我的步履更缓慢，而且不得不频频地坐下来休息。
在关于珠穆朗玛峰的文学作品中，对由缺氧和疲惫而引起的幻觉的描写非常盛行。1933年，著名的登山者富兰克·斯迈思在海拔28，000英尺的地方发现在他的头顶之上有"两样外形古怪的东西在天空中飘动"："一个看起来矮胖的，有一双发育不良的翅膀；另一个则是一块突起物，使人联想到钩状的鸟解。它们一动不动，但又像在缓慢地颤抖。"1980年，莱茵霍尔德·梅斯内在一次独自攀登中感觉到身边有一位隐行的伙伴。慢慢地，我意识到我的思维也进入了类似的疯狂状态。我对现实的逃避混合着恐怖和被户外吸引的成分。
现在，我由于极度的疲劳而感到自己与身体的分离。我仿佛是从上面几英尺的地方看着自己下山。我想象着我穿了一件绿色的羊毛衫。尽管狂风中温度已达华氏零下刀度，但我还是感到一股奇妙的让人躁动不安的暖流。
18点30分时，当最后一道光线从天空中消失的时候，我已下降到距4号营地垂直高度为200英尺以内的地方。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道障碍了：在没有绳索的状态下穿过一段像玻璃一样坚固的冰坡。阵阵巨风夹杂着雪珠撞击着我的脸部，每一块裸露的肌肉都被冻僵了。与我水平距离不到65O英尺远的帐篷只能在乳白色天空中若隐若现。任何错误都是不能容忍的。由于担心出现关键性的失误，在开始继续下山前，我坐下来休息。
然而一旦我坐了下来，惰性就一下子冒了出来。坐下来休息比鼓起对付冰坡的勇气容易得多。我就坐在那里，任风雪在身边咆哮。我让思绪驰骋。就这样，我无所事事地过了大约好分钟。
我紧了紧帽子的系绳，只让眼睛露出一条缝来。然后，我从下巴下面将毫无用处的结冰的面罩摘了下来。这时，安迪·哈里斯突然在我身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我用头灯朝他的方向照去。当我看到他那张可怕的脸时，我不由得倒退了几步。他的脸颊冻上了一层冰，一只眼睛已冻得睁不开了，发音也含混不清。他的状况看起来很糟。"从哪里能到达帐篷？"安迪突然开口问道。显然，他急于回到掩蔽所。

智慧树

我指了指4号营地的方向，然后告诉他警惕下面的冰地。"它比看上去的要陡峭得多！"我在暴风雪中竭力地大声喊道，"也许我该先下去，然后从营地取根绳子。"可还没等我说完，安迪突然转身向冰坡边缘挪去，抛下我一人目瞪口呆地坐在原地。
他从最陡峭的地段开始向下滑动。"安迪，"我在他身后大声喊道："你疯了吗？这样肯定不行！"他回头喊了些什么，但他的话被暴风吹得支离破碎。1秒钟以后，他一个失手，突然头朝下沿冰面滑了下去。
我料想在下面200英尺的地方，安迪一定会一动不动地跌倒在斜坡脚下。我确信他至少摔坏了一条腿，或许还有脖子。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站了起来，还挥挥手示意他一切都好，然后蹒跚地走向500英尺以外的4 号营地。
我隐约看到帐篷外有三四个人影。他们头上的灯光在风雪里闪烁着。我看到哈里斯正穿过一块不足10分钟路程的平地走向他们。过了一会儿，当云层阻挡了我的视线之时，他离帐篷已不到60英尺了，或许更近些。后来我再也没看见他，但我确信他安全到达了营地。在那里，楚墩和阿里塔正煮着热茶等待着他。然而对于我来说，这段冰坡仍是我与营地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仍旧坐在暴风雪中。冰坡依旧阻挡在我和帐篷之间。我感到嫉妒，并由于没有向导等待我而感到气愤。
我的背包里有至少3个空氧气罐和一品脱冻了冰的柠檬汽水。这些东西的重量不会多于16或18磅。但我累极了。由于担心会在下坡时摔折一条腿，我把背包从冰坡上扔了出去，并希望它能落在我可以找到的地方。然后，我站了起来，开始在这块像保龄球面一样光滑和坚硬的冰面上向下走去。
在七分钟的艰难跋涉之后，我居然安全地站在了冰坡的脚下，并轻松地找到了我的背包。10分钟以后，我已进入了自己的帐篷。我带着登山冰爪一头撞进帐篷，拉紧门上的拉链，然后瘫软在铺着冰霜的地面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如此疲惫：从未感到过的疲惫。但我现在安全了。安迪也安全了。其他的人不久就会回到营地。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虽然有曲折，但最终一切都结束得那么壮美。
许多小时以后我才得知一切并非都如人意--19名登山者被暴风雪困在了山上。他们在为生存做着殊死的搏斗。

第十五章
探险的危险常常具有许多隐蔽性。它只是偶尔出现，是与意志背道而驰的凶兆。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深深印入人的脑海和心田。意外的复杂性亦或是突然性带着恶意的目的。无法控制的力量和旨在摧垮希望和恐惧、虚弱的痛苦及对休息的渴望，无拘无束地残忍地向人们袭来：这意味着要粉碎。毁坏和消灭他所看到的、知道的、热爱的、享受的亦或是憎恨的一切；一切无价的、不可缺少的东西--阳光、记忆、未来；这意味着用简单而又令人震惊的剥夺生命的方式将整个宝贵的世界从他的视线之内一扫而光。
—— 约瑟夫·康拉德 摘自《吉姆老爷》
尼尔·贝德曼和马丁·亚当斯，下午1时25分到达顶峰当他们到达时，安迪·哈因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已经到达。而我已在8分钟前离去。贝德曼认为其他成员不久就会出现，他照了几张相，然后和布克瑞夫开着玩笑，坐下来等待。在1时45分，克利夫·舍恩宁爬上最后的斜坡。他拿出一张妻子和孩子的合影，热泪盈眶地庆祝他到达了世界屋脊。
从山顶望去，峰脊上的一块隆起挡住了观望来路的视线。到规定返回的时间下午2点钟时，仍不见费希尔和其他顾客的影子。贝德曼开始担心起来。
36岁的贝德曼是训练有素的航空工程师。他是位深受其他队员及霍尔队伍喜爱的安静、体贴和有着强烈责任心的向导。贝德曼也是山上最强壮的登山者之一。2年以前，他和他的好友布克瑞夫以接近纪录的时间共同攀登了马卡鲁山。他们当时没有使用氧气，也没有借助夏尔巴人的帮助。他于1992年在乔戈里峰首次见到费希尔和霍尔。他的能力和和蔼可亲的性格给两人都留下良好的印象。但因为贝德曼的高山经历非常有限（马卡鲁峰是他攀登过的最主要的喜玛拉雅山峰），他在"疯狂山峰"的向导等级排中位于费希尔和布克瑞夫之下。他的报酬也反映了他的中级地位：他同意以10，000美元为报酬向导珠峰，而费希尔付给市克瑞夫的却是25，000美元。
生性敏感的贝德曼对他在探险队里的位置十分清楚。 "我无疑被认为是第三位向导，"他事后坦言，"所以我尽量不多管闲事。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在应该发表意见时却保持了沉默。现在我为这点自责。"
贝德曼说，按照费希尔的松散的登峰计划，洛桑江布应当携无线电和两盘绳索在队伍前面固定绳索；而都没有配备无线电的布克瑞夫和贝德曼应当依据顾客行进的速度而在中间或靠前的地方，带着无线电的斯科特进行"扫尾"。在罗布的建议下，我们将返回时间定为下午2点，任何在2点钟仍未接近峰顶的人都要掉头下山。
"斯科特负责让顾客掉头，"贝德曼解释说，"我们讨论过此事。我告诉他作为第三位向导，让我告诉那些付了 65，000美元的顾客下山会令我感到不适。斯科特同意这将是他的责任。但不知何故，他并没有做到这点。"事实上，在下午2点钟以前到达峰顶的只有我、布克瑞夫、哈里斯、贝德曼、亚当斯和舍恩宁。如果费希尔和霍尔坚持他们的预定原则，那么其余的人都应在到达峰顶前返回。
尽管贝德曼对时间的消逝渐感焦虑，但由于他没有无线电装备，所以无法和费希尔讨论当时的情况。而配有无线电的江布当时还在视线外很远的地方。那天清晨，当贝德曼在平台碰到正从两膝间向雪地上呕吐的江布时，他拿走了夏尔巴人的两盘绳索并将之固定在陡峭的岩石上。后来他感叹说："我竟没有想到连他的无线电一起拿过来。"
贝德曼回忆道：结果是"我在山顶坐了很长一段时间，边看手表边等待斯科特出现。我想到了下山--但我每次站起身来，总有我们的顾客出现在山脊的顶部，所以我只好退回去等待他们"。
桑迪·皮特曼在下午2时10分出现在最后一个隆起上。她比夏洛特·福克斯、洛桑江布、蒂姆·马德森和莱尼· 甘默尔盖德稍早一些。然而皮特曼移动得非常缓慢。在临近山顶时，她突然跪在了雪地上。当江布赶上去帮助她时，他发现她的第三瓶氧气已经用完了。清晨，当江布开始用短绳系住皮特曼时，他将她的氧气调到了最高速度，即每分钟四升。她很快用完了氧气。幸运的是，不使用氧气的江布在背包里还装了一瓶备用氧气。他将皮特曼的面罩和调节器联上新的氧气瓶，然后他们爬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米路，加人到庆祝的队伍中。
罗布·霍尔、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大约在此时也赶到山顶。霍尔通过无线电向大本营的海伦·威尔顿发出好消息。 "罗布说上面寒冷并且有风，"威尔顿回忆道，"但他听起来还不错。他说：'道格正向视线内走来；等他到达后，我就下去…·'如果你再没有听到我的消息，说明一切正常"'而后，威尔顿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位于新西兰的探险咨询公司的办公室，紧接着，宣布探险队胜利登临峰顶的传真像雪片般飞往世界各地。
然而道格·汉森以及费希尔当时并没有像霍尔所认为的那样临近山顶。费希尔要到3时40分才能到达山顶，而汉森则要等到下午4时。
5月9日星期四，即攀登峰顶的前一天下午，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已从3号营地攀登到4号营地，费希尔却在下午5 点以后才到达南山口的营地。当他最终到达时，虽然他极力掩饰身体的虚弱，但看上去还是很疲乏。"那天晚上，"与费希尔同住一个帐篷的夏洛特·福克斯回忆道，"我无法想象，斯科特可能生病了。他像赛前的足球教练让每个人做好思想准备。"
事实上，数周以来的压力使费希尔身心疲惫。虽然他具有非凡的能量储备，但他已浪费了这些储备。在他到达 4号营地时，这些储备已被消耗掉了。"斯科特是个强人，" 布克瑞夫事后说道，"但在向顶峰冲刺之前他已很疲惫了。他遇到了许多问题，花费了太多精力。担心、担心、担心、担心。斯科特很紧张，但他深藏不露。"
事实上，费希尔还向所有的人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可能在攀登山顶那天在真正意义上病倒了。1984年，在前往尼泊尔的安纳布尔纳山的探险中，他染上了一种神秘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后来变成了慢性肝病。他在过去几年中曾就诊于无数医生并做了大量检查，但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诊断。费希尔简单地将他的病称为"肝囊肿"，并很少向人提及此事。他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姿态。
"不管这是什么病，"为数不多的知情者之一简·布罗米特说："虽然不是疟疾，但它的症状却类似疟疾。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并且颤抖不止。病情发作时他体力不支，但通常只持续10至20分钟，然后症状消失。在西雅图，他每周发作一次，但当他受到压力时，发作的次数就增多。在大本营时，他的发病次数增多--隔一天一次，有时每天一次。"

智慧树

他从未提到费希尔是否在4号营地或更高的地方发作过此病。福克斯说，他在星期四晚上爬入帐篷后不久，"斯科特好像处于昏迷状态，沉沉地睡了2个小时"。当他在下午回点醒来时，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并且在他的最后一名顾客、向导和夏尔巴人出发前往山顶之后还在帐篷里呆了很久。
至今尚不清楚费希尔几时离开了4号营地；也许晚至 5月10日星期五凌晨1点。在攀登顶峰那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被甩在所有人的后面。他直到下午1点才到达南峰顶。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下午2时45分的下山路上，当时我和安迪在希拉里台阶上等待人群散开。费希尔是绳索上的最后一名登山者。他看上去异常疲惫。
在我们互致问候后，他对站在希拉里台阶上面等待下山的我和马丁·亚当斯和阿那托列·布克瑞夫说道："晦，马丁，"费希尔在他的氧气罩后面开着玩笑，尽量装出轻松的口气，"你能登上珠峰顶吗？"
"晦，斯科特，"亚当斯回答道，由于没有得到费希尔的祝贺而听上去有些恼怒，"我刚刚到过山顶。" 后来，费希尔和布克瑞夫说了几句话。如亚当斯所记忆的那样，布克瑞夫告诉费希尔："我和马丁下山去。"然后费希尔向着山顶的方向缓慢移去，而我、哈里斯、布克瑞夫和亚当斯开始在石阶上用绳索下山。没有人提及费希尔精疲力竭的外表。无人想到他会遇到麻烦。
星期五下午3时45分，费希尔仍没有到达山顶。贝德曼说："我决定即使费希尔还未出现，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他召集起皮特曼、甘默尔盖德、福克斯和马德森，然后带领他们沿峰脊下山。20分钟后，在希拉里台阶之上，他们碰到了费希尔。"我实际上没和他讲话，"贝德曼回忆说， "他只是举了举手，看起来很吃力，但他是斯科特，所以我不怎么担心。我想他会到达山顶，然后很快赶上我们，帮助我将顾客送下山。"
贝德曼当时最担心的是皮特曼。"当时每个人都很狼狈，但皮特曼显得尤其糟糕。我想如果我不盯紧她，她很有可能滚下山脊。所以我必须保证她夹牢了固定绳索，在没有绳索的地方，我从后面抓紧她的衣服直到她能夹住下一段绳索。她是那么的精疲力竭。我不敢肯定她是否知道我的存在。"
当登山者在南峰顶下面不远的地方遭遇浓云和飞雪时，皮特曼又一次倒下了，并请求福克斯给她注射强劲的类固醇药地塞米松。"地塞米松"可以暂时缓解高海拔造成的不良影响。费希尔的每一名队员都在羽绒服里揣了一支装有药液的注射器。注射器装在塑料牙刷套里，不会冻冰，以备急用。"我将桑迪的裤子拉下一点，"福克斯回忆道："然后将针隔着她的长长的内裤和所有的东西扎入她的屁股。"
正在南峰顶清点氧气瓶的贝德曼看到了福克斯正将注射器推入脸朝积雪伸展开的皮特曼。"当我走下隆起，看到桑迪躺在那里，福克斯手里拿着注射器跨立在她上面，我想：'嗅，他妈的，这看起来太糟了。'所以我问桑迪怎么回事，她嘴里传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呓语。"极度焦虑的贝德曼命令甘默尔盖德将他的整瓶氧气与皮特曼即将用完的氧气瓶交换，并将流速调到最大。然后他抓住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皮特曼的安全带，拖着她在陡峭的东南脊上向下攀登。 "每次我让她滑落时，"他解释说，"我总要在她前面先滑降。我每隔50米停下来，用手抓住绳索，用我的身体做支撑以挡住她的滑落。桑迪第一次滚向我的时候，她的冰爪划破了我的羽绒服。羽毛到处飞舞。"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20分钟后，针剂和氧气使皮特曼复苏过来，她又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下山了。
下午5点钟左右，当贝德曼带领他的顾客沿峰脊下行时，麦克·格鲁姆和南比到达了位于他们下面500英尺的平台。从这个位于海拔28，600英尺的隆起开始，路线脱离了山脊而向南面的4号营地转去。然而当格鲁姆向另一个方向即山脊的北面望去时，他透过翻飞的雪花和忽明忽暗的灯光看到一位独行者已远远偏离了路线：马丁·亚当斯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正错误地沿着通往西藏的江顺冰面方向下行。
当亚当斯看到格鲁姆和南比在他上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缓慢地向平台移动。"马了赶到我和南比处的时候已精疲力尽了，"格鲁姆回忆道，"他的氧气罩掉了下来，他的脸被雪包住了。他问：＂哪儿是通往帐篷的路？＂格鲁姆指了指，亚当斯立刻沿着山脊的正确一面下山去了，踩着我大约10分钟前留下的脚印。
当格鲁姆等待亚当斯爬回山脊时，他让南比继续下山， 自己忙乱地寻找着上山时丢失的相机盒子。当他向四周张望时，他第一次看到平台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被积雪伪装起来了。我把他当成了费希尔的队员而没有理会他。然而这个人站在我面前说：'晦，麦克！'我意识到这是贝克。"
格鲁姆看到贝克时感到十分惊喜。他掏出绳索，用短绳系着这名德克萨斯人沿南山口下行。"贝克的视力瞎得一塌糊涂，"格鲁姆回忆道，"每隔10英尺他就会踩空，而我不得不用绳子将他套牢。许多次我都担心他会将我一同拖下山去。这真令人伤脑筋。我必须保证将冰镐系牢。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时时刻刻将冰镐插入坚固的东西。"
沿着我在15至20分钟前留下的足迹，贝德曼和费希尔的其他顾客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渐渐猛烈的暴风雪。亚当斯在我之后、其他人之前，然后是南比、格鲁姆和韦瑟斯。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贝德曼，最后是皮特曼、福克斯和马德森。
在南山口以上500英尺的地方，相对缓和的雪坡取代了陡峭的页岩。南比的氧气用完了。这个小巧的日本女人坐下来拒绝前进。"当我试图将她的氧气罩取下以使她呼吸更容易时，"'格鲁姆说，"她立刻将氧气罩戴回。我无法使她相信氧气用完后，氧气罩实际上可使她窒息。当时贝克已虚弱得不能自己行走了，我必须用肩膀支撑着他。幸好当时尼尔赶上了我们。"当贝德曼看到格鲁姆在帮助韦瑟斯，他开始拖着南比向4号营地走去，虽然南比并不是费希尔的队员。
大约下午6时45分，天色全部黑了下来。贝德曼、格鲁姆和他们的顾客及2名在风暴中迟迟才得以现形的费希尔的夏尔巴人合并成了一支队伍。虽然他们移动得很缓慢，但还是进入了距4号营地垂直距离为200英尺的地方。当时我刚刚到达营地，大约比贝德曼一组的第一名早到了 15分钟。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暴风雪突然发展成强劲的飓风，能见度降至20英尺以下。
为了避免在冰面上坠落，贝德曼带领他的小队走上了一条向东迂回的间接路径，因为那里的坡度较为缓和。在 7时30分，他们安全到达了一片开阔地。然而到那时为止，只有3至4人的头灯还有电池，而每个人都已接近了身体崩溃的边缘。福克斯越来越依靠马德森的帮助，而韦瑟斯和南比没有格鲁姆和贝德曼的支持已无力行动。
贝德曼知道他们是在山口东面的中国西藏一边，而帐篷在西侧。但要沿那个方向移动，他们必须顶风进人暴风雪的虎口。风吹起的冰粒和雪粒猛烈地抽打着登山者的脸部，划破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法看清前进的方向。"太困难也太痛苦了，"舍思宁回忆说，"我们必须逃离风口，转向左边，这也正是我们出错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你连自己的脚也看不清，风刮得这样猛烈，"他继续说。"我担心有人会坐下，或者与队伍分开，这样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当我们到达了山口的平地时，我们开始跟随夏尔巴人。我想他们知道营地的位置。后来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并快步向回走，很明显他们也不清楚我们的位置。那一刻，我的灵魂深处感到一种不安。那时我第一次感到我们陷入了困境。"
在接下来的2小时内，贝德曼、格鲁姆、两名夏尔巴人和7名顾客在风雪中茫然地蹒跚着，变得更加疲惫和寒冷。他们希望能撞上营地。他们一度看到了两个废弃的氧气瓶，这预示着他们已接近帐篷，但登山者仍无法确定他们的方位。"简直就是一团糟，"贝德曼说，"人们四处游荡，我向每个人呼喊，以使他们听从同一个指挥。最后，在大约晚上 10点钟的时候，我走过这个小小的隆起，感觉像是站在了地球的边缘。我可以感到前面是广阔的空间。"
队伍无意识地迷失在山口的最东面边缘，也就是江顺冰面上向下7，000英尺的地方。他们当时位于与4号营地同样高的位置，距安全地带的水平距离仅有1，000英尺。但贝德曼说："我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在风雪中游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某人。我已无力再拖着南比了。夏洛特和桑迪几乎不能站立。所以我向每个人呼喊，让他们原地蜷缩起来，等待暴风雪的停息。"
贝德曼和舍恩宁欲寻找一处避风的地方，但没有找到。每个人的氧气在很早以前就用完了，这使得整支小队更禁不住冷风的袭击。气温降至零下100华氏度。在一块不及洗碗机大的石头的遮蔽下；登山者们可怜地在被风吹洗得光秃秃的平地上蹲成了一排。"寒冷几乎要了我的命，"夏洛特·福克斯说，"我的眼睛冻上了。我不知道怎样能活着逃出去。寒冷是如此让人痛苦，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忍耐下去。我只是蜷缩成一团，希望死亡快快降临。"
"我们试图用拳头相互击打来保持体温，"韦瑟斯回忆说，"有人向我们喊：要不断移动胳膊和腿。桑迪变得歇斯底里，她不断地吼着："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但其他人都没有出声。"
在向西300码的地方，我正在帐篷里失控地抖动着--虽然我已钻入睡袋并穿上了羽绒服和我所有的衣服。飓风险些将帐篷撕碎。每次帐篷门被打开的时候，帐篷内就充满了被吹进的雪沫。帐篷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一英寸的雪覆盖着。我由于疲惫、脱水和持续的缺氧而变得神智不清，完全忽略了暴风雪中正在上演的悲剧。

智慧树

晚上的早些时候，与我同住一个帐篷的斯徒尔特·哈钦森进来将我摇醒，他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敲击盆子和向天空中打光束以便引导迷失的登山者。但我实在太虚弱了，语无论次地回答了他。在下午2点到达营地的哈钦森此时要比我的状况好得多。他接着又到其它帐篷里呼叫顾客和夏尔巴人。每个人都是极度寒冷和疲惫，所以斯徒尔特最后还是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中。
那晚，他6次离开帐篷寻找失踪的登山者。但猛烈的风暴使他不敢超出离营地边缘几码的地方。"风太强了，" 他强调说，"被吹起的雪沫好像是从喷沙器里喷出来的。我只能走出15分钟，然后就因为太冷而不得不返回帐篷。"
当登山者们蹲踞在山口的东边缘时，贝德曼告诫自己要对风暴停息的迹象保持警戒。在午夜之前，他的这份警觉得到了回报。他突然注意到头上出现了几颗星星并招呼其他人向上看。风仍在地面上猛烈地抽打，但远处的天空却开始变晴，显现出珠穆朗玛峰和霍泽峰的粗大轮廓。凭借这几个参照点，克利夫·舍恩宁认为他已推断出这支小队距4号营地的位置。在与贝德曼进行了一场喊话之后，他说服了向导，使他们相信他知道通往帐篷的路。
贝德曼试图诱劝每个人站起来，沿舍恩宁指示的方向前进，但皮特曼、福克斯、韦瑟斯和南比虚弱得无力行走了。当时对向导们来讲，有一件事情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这里没有人到达营地去搬救兵，那么大家都要在这里送命。所以贝德曼召集起还能行走的人，然后他和舍思宁、甘默尔盖德、格鲁姆和两名夏尔巴人磕磕绊绊地走入风暴中去寻求救助。他们将4名无力行动的顾客交给了蒂姆·马德森。为了不抛下女友福克斯，马德森无私地提出留下来照看每个人直至救援赶到。
20分钟以后，贝德曼领导的小分队一瘸一拐地撞进了营地。他们与忧心冲忡的阿那托列·布克瑞夫激动地重逢了。几乎失声的舍恩宁和贝德曼告诉了俄罗斯人在哪儿可以找到5名仍呆在露天里的顾客，然后就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各自的帐篷里。
布克瑞夫早于费希尔的其他顾客几小时下到了南山口。事实上，到下午5点以前，当他的队友仍在海拔28，000 英尺处的云雾中奋力下行时，他已呆在帐篷里休息和饮茶了。有经验的向导事后不免对他先于顾客如此长的距离下山提出质疑--这对向导来说是最不光彩的行为。一名费希尔的顾客对布克瑞夫充满鄙夷之情。这位顾客坚持认为，在最紧要的关头，向导却"溜之大吉"了。
阿那托列在下午2点离开峰顶，然后很快卷入希拉里台阶处的交通阻塞。当人群散开之后，他沿西南脊迅速下行，没有等待任何顾客--虽然他在台阶上对费希尔说他将陪马丁·亚当斯下山。布克瑞夫因此在暴风雪尚未形成气候之前就已到达了4号营地。
当我在登山结束之后询问阿那托列为何在队伍之前匆忙下山时，他递给我几天前他通过俄语翻译接受《男人杂志》采访时的记录。布克瑞夫告诉我他已读过记录并确认了它的准确性。我当场读了记录，很快就下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回答道：
"我（在山顶）呆了大约1个小时……那里非常冷，很显然，这将消耗体力……我的处境是，如果我站在那里边挨冻边等待将无济于事。我更大的用处是返回4号营地，以便给返回的登山者带去氧气，或当有些人在下山途中变得虚弱时去帮助他们……如果你在那样的高度静止不动，你会在寒冷中失去体力，那样你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布克瑞夫对寒冷的不耐受性由于没有使用氧气而大大地加重了；在没有氧气的状态下，他无法停下来在峰脊上等待较慢的顾客而不受到冻疮和体温下降的危险。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在队伍之前赶下山去--这实际是他在整个攀登过程中采用的方式。这一点在费希尔最后从大本营传往西雅图的信件和电话中记录得非常清楚。
当我质问阿那托列在峰脊离开他的顾客们的动机时， 他坚持说是为了队伍的利益："我在南山口暖和一下并准备在顾客的氧气用完时给他们带去更多氧气。"事实上，在天黑后不久，在贝德曼的小队没能返回而暴风雪演变成飓风时，布克瑞夫意识到他们必定遇到了麻烦，而做出了给他们送氧气的勇敢决定。但他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为他和贝德曼都没有无线电，阿那托列无法知道迷失的登山者的真正处境，甚至也无法知道在茫茫的山峰上到哪里可以找到他们。
然而布克瑞夫还是在晚上7时30分离开4号营地开始寻找迷失的小队。他对当时的情景回忆道：
"能见度大概只有1米。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我有一盏灯，我开始使用氧气以加快上升的速度。我带了3瓶氧气。我尽量走得快些，但看不见前方……就像是失去了双眼，失去了看的能力，也不可能看到。这非常危险，因为这样有可能掉入裂缝 ，掉入垂直3，000米深的霍泽峰南侧。我努力向上，但因为天黑，我无法找到固定绳索。" 在山口以上的地方，布克瑞夫意识到他的努力毫无价值，后来他返回帐篷。他承认他自己险些迷了路。无论如何，他放弃营救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他的队友们已不在布克瑞夫所前往的山顶--在他放弃搜寻的时候，贝德曼的小队实际上正在低于俄罗斯人600英尺的地方游荡。
当他在晚上9点钟返回4号营地时，布克瑞夫为失踪的19名登山者感到担心。但由于不知道他们的位置，他除了消磨时间以外别无办法。然后在凌晨12时的时候，贝德曼、格鲁姆、舍恩宁和甘默尔盖德跌跌撞撞地进入了营地。"克利夫和尼尔已全无气力，几乎说不出话，"布克瑞夫回忆道，"他们告诉我夏洛特、桑迪和吉姆需要帮助。桑迪快死了。然后他们给了我可以找到他们的大致方位。"
当听到迷失者到达时，斯徒尔特跑出来帮助格鲁姆。 "我将麦克扶入他的帐篷，"哈钦森回忆道，"他非常、非常疲惫。他还可以清楚地交谈，但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像垂死的人的最后留言。'你必须找几名夏尔巴人！'他告诉我， '让他们去救贝克和南比。'然后他向关口的江顺方向指了指。"
然而哈钦森组织救援队伍的努力最终还是徒劳。霍尔队伍里的两名未随队攀登峰顶的夏尔巴人崇德姆和阿瑞塔本来是储备在4号营地专为应付类似紧急情况的，但他们在通风不好的帐篷里做饭而煤气中毒了。崇德姆中毒后在吐血。而我们队的其他4名夏尔巴人也因为寒冷和体力消耗太大而未成行。
在攀登结束以后，我问哈钦森为什么在知道失踪队员的下落后没有叫醒福兰克·菲施贝克、洛·卡西希克或者是约翰·塔斯基，或者第二次将我唤醒，以便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进行救助工作。"很显然你们大家都很疲惫，我甚至没有考虑让你们帮忙。你们都已超过了疲劳的极限，让你们帮助只能使事态变得更糟--你们到那儿以后，还要有人来救你们。"结果是斯捷尔特独自进入了暴风雪，但他又一次在营地的边线返回了。因为他担心如果他走得太远，他将找不到归路。
在同一时刻，布克瑞夫也在组织救援的队伍。但他没有与哈钦森联系，也没有来我的帐篷，所以哈钦森和布克瑞夫没有协调起来，而我对任何一项救援计划都一无所知。最后布克瑞夫和哈钦森一样发现他所叫醒的每一个人都因为疾病、疲惫和害怕而不能给予任何帮助。俄罗斯人决定自己去营救小分队。他勇敢地投入到飓风当中，他在山口搜索了将近1小时，但没有找到任何人。
布克瑞夫没有放弃。他返回营地，从贝德曼和舍恩宁那里得到更确切的方位，然后再一次闯入风雪中。这一次他看到了马德森微弱的头灯光亮而确定了失踪者的方位。 "他们躺在冰雪上，一动不动，"布克瑞夫说，"他们不能说话。"马德森依旧神志清醒而且能照顾自己，但皮特曼、福克斯和韦瑟斯已无法自理，南比看上去好像死了。
在贝德曼和其他人离开挤在一起的人群去寻找救援后，马德森将剩下的人召集在一起，并敦促每个人不停地移动以保持体温。"我将南比放在贝克的大腿上，"马德森回忆道，"但他当时反应太迟钝了，南比根本就没有活动。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平躺在雪地上，积雪塞满了她的帽子。她不知怎么丢掉了一只手套--她的右手裸露着，她的手指紧紧地赠缩在一起，你无法将其展开。看起来她的骨头已被冻死了。"
"我想她已经死了，"马德森继续说道，"但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动了一下，吓了我一跳：她轻轻地摆了一下脖子，好像要坐起来，她的右臂稍稍抬起，但再没有下文。南比躺了回去就再也没有动过。"
当布克瑞夫找到这支小队的时候，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每次只能带走一名攀登者。他和马德森将他携带的氧气瓶与皮特曼的氧气罩连了起来。然后布克瑞夫向马德森说明他将尽快返回，接着就开始帮助福克斯向帐篷的方向移去。 "他们走了以后，"马德森说："贝克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几乎不怎么活动。桑迪给缩在我的大腿上，也不怎么活动。我冲她大喊：'随，挥动你的手！让我看看你的手！'当她坐起来把手伸出来后，我看到她没有带手套--手套从她的手腕处耷拉下来。"
"所以我尽量将她的手塞回（手套）里，这时贝克突然哺哺说：'晦，我都想通了。'然后他滚动了一小段距离，蹲在一块大石头上，双臂向两侧打开，迎风而立。一秒钟后，一阵狂风吹来，他向后翻到了我的头灯无法照到的夜色中。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托利在那之后不久返回，他抓住桑迪，我收拾好东西，尾随其名，尽量跟随托利和桑迪的头灯。当时我认为南比已经死了，而贝克失踪了。"当他们最后到达营地时已是凌晨4时 30分。东方地平线上的天空已开始发亮。当从马德森那里听说南比未能生还时，贝德曼在他的帐篷里痛不欲生地哭了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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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我不相信总结，任何穿越了时间的总结，任何自称能支配自己回忆的总结。我认为，自称可以理解的人显然很冷静；自称带着一种平静的心情而写作的人是傻瓜和骗子。理解意味着震撼。回忆就是重临其境，再次被撕裂…'··我羡慕在重大事件前让人跪下双膝的权威。
—— 哈罗德·布洛德基 摘自《操纵》
斯徒尔特·哈钦森终于在5月11日凌晨6时把我摇醒了。他忧郁地对我说："安迪不在自己的帐篷里，也不在别人的帐篷里。我想他根本就没回来。"
"赫罗德失踪了？"我问道，"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他走到帐篷边的。"我感到既震惊又迷惑。我穿上靴子赶紧去找哈里斯。风依然猛烈，好几次差点儿把我吹倒，但此时已是明亮而晴朗的黎明了，能见度极佳。我在大峡谷的整个西半边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仔细查看岩石背面，轻戳着久被弃用的破烂帐篷，但没发现哈里斯的踪迹。肾上腺素汹涌地穿过我的血管。眼泪充盈了我的眼睛，很快就使我的眼皮冻上了。安迪怎么会走了呢？这绝不可能。
我找到哈里斯滑到大峡谷上的地方，然后非常仔细地沿着他走向营地的路线前行。这条路线沿着一条开阔的。几乎是平坦的冰谷伸展开来。在我当乌云下沉之际最后看到他的地方有一个很急的左拐弯，哈里斯从这儿再走四五十英尺的坡路就能走到帐篷了。
但我意识到，要是他没有左拐而是继续往前向冰谷走去的话--在暴风雪中，即使并非精疲力竭亦或因为高原症而昏昏沉沉，也很容易这么走的--那么他很快就会走到大峡谷最西部的边缘。那下面，霍泽峰陡峭的灰色冰崖垂直坠落4，000英尺，一直到西谷的底部。站在那里，我不敢再靠近悬崖的边缘。我看到一串淡淡的登山靴鞋底针划出的印痕从我身边经过朝深渊而去。我害怕这些痕迹是安迪·哈里斯留下的。
昨天晚上，当我进入帐篷后，我还对哈钦森说我看见哈里斯安全抵达帐篷。哈钦森把这条消息用无线电报告给大本营，这条消息又从大本营经卫星电话传递给远在新西兰的那位分享哈里森生活的女人--菲奥那·麦克弗森。当她得知哈里斯安全到达4号营地时肯定是如释重负。可是现在，霍尔的妻子要做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打电话通知麦克弗森出现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安迪实际上失踪了，而且被推断为死亡。想到这样的电话交谈以及在导致他死亡过程中我所起的作用，我跪倒在地上，一口接一日地呕吐起来，任凭冰冷的寒风吹打着我的后背。
经过60分钟的搜寻，我没有找到安迪。我及时赶回自己的帐篷，正好听到大本营与罗布·霍尔间的无线电通话。我知道霍尔正在顶峰的边上在向大本营求助。哈钦森后来告诉我，贝克和南比都遇难了，斯科特·费希尔不知在顶峰的什么地方失踪了。在这以后不久，我们电台的电池没电了，切断了我们同外界的联系。由于害怕他们和我们失去联系，位于2号营地的IMAX队队员就呼叫南非登山队，他们的帐篷也在大峡谷上，距我们仅数码之遥。与我相识20 年的IMAX队的队长大卫·布里歇尔斯报告说：'我们知道南非队有台大功率的电台正在工作中，所以就让该队一位留在2号营地的队员呼叫位于南峡谷的伍德尔说：'注意，紧急情况。上面的人正在死亡边缘。我们需要和霍尔队中的幸存者取得联系，协调救援行动。请把你们的电台借给乔恩·科莱考尔。'伍德尔说不行。虽然事关重大，一目了然，但他们不愿舍弃自己的电台。"
这次探险活动结束后不久，在为《外界》杂志撰写文章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尽可能多的霍尔和费希尔队伍中登上顶峰的队员--我和他们大多数人谈了好几次。马丁·亚当斯由于不信任记者，故而对悲剧性的结局保持缄默，并且回避我对他的采访。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外界》杂志上那篇文章发表以后。
7月中旬，我终于在电话中联系上了亚当斯，他同意谈一谈。我一开始就请他回忆他所能记起的关于攀登顶峰的所有情况。他作为那天登山者中最为强壮的一个，一直处于登山人群的前部，在大部分的登山过程中他一直和我交替领先。他似乎有着非比寻常的可靠记忆，但令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他对某件事情的叙述同我的一段经历很相似。
他说，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他正准备从海拔29，800的平台下山时，仍然能看见我。大概在他前面15分钟 的地方，但我比他下得更快些，他很快就看不见我了。他说："等到再看见你时，天都快黑了，你正在穿越南峡谷平坦地带，距离帐篷100英尺的地方，我从你下身鲜艳的红裤子认出是你。"
这以后不久，亚当斯下至那个位于陡峭冰坡上部的制造过很多麻烦的平直阶地上，掉进了一个小冰缝中。他挣扎着爬出来，然后又掉入一个更深的冰缝中。他沉思着说： "躺在冰缝中，当时我就想，就死在这里吧。过了一会儿，我最终还是爬出了那个冰缝。我爬出来后，脸上敷满了雪，很快冻成了冰。这时我看见有人坐在冰上朝左边滑下去了，他戴着头灯，我就朝那个人的方向走去。此时天还未漆黑一片，但已黑得使我再也无法看见帐篷了。"
"于是我走近那个笨蛋说：'晦，帐篷在哪边？'那个人，不管他是谁，用手指了指。我说：'嗯，跟我想的一样。'然后，那个人说了句什么'小心点儿。这儿的冰缝比看起来的要深。也许我们该到下面找绳子和冰镐。我想：'去他的。我要离开这儿。'我刚走了二三步就被绊倒了，胸部贴着冰面头朝下滑了下去。在下滑的过程中，好在我拿着的冰镐的尖部挂住了什么东西，把我的身体顺了过来，然后我在谷底停了下来。我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这就是大致的情况。"
在亚当斯讲述和那个不知名的登山者相遇然后摔到谷底的故事时，我的嘴有点儿发干，脑后的头发突然直立起来。他讲完后，我问道："马丁，你说你在那儿碰上的人会不会是我呢？“
”胡说，不会的“，他大笑起来，"我不知道那是谁，但肯定不会是你。"后来，我给他讲了我碰上安迪的故事和这以后令人胆寒的巧合：我碰上哈里斯的同时，亚当斯碰上那个无名氏，并且在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和哈里斯之间发生的多数对话与亚当斯和那个无名氏的对话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以后亚当斯头朝下滑下山谷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与我看到的哈里斯下滑的姿态是相同的。
又谈了几分钟，亚当斯终于被说服了："看来与我在山上对话的人就是你。"他恍然大悟地说，他认为在天黑前看见我穿过南峡谷的开阔地带一定是将人搞错了。"与你讲话的人正是我。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安迪·哈里斯。噢！天哪，我看你需要对此做一些说明。"
我感到震惊。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对人们说，哈里斯是从南山谷的边上掉下去摔死的，可实际上那根本不是他。我的失误大大地并且是毫无必要地加重了菲奥那·麦克弗森、安迪的父母、罗恩以及玛丽·哈里斯、还有他的哥哥大卫 ·哈里斯和他的众多朋友的痛苦。
安迪身材高大，足有6英尺多高，体重200磅，说话带有很强的新西兰口音；而马丁至少比他矮6英寸，体重约 130磅，说话带着浓重的德克萨斯的情懒味。我怎么会犯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呢？我真的是盯着身边陌生的脸，然后放意把他当作与我在过去的6个星期中朝夕相处的朋友吗？如果安迪在登上峰顶后没有回到4号营地，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到底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