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驴读物：走入空气稀薄地带--—— 珠穆朗玛峰山难亲历记

智慧树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MOUNT EVEREST DISASTER

作者：乔恩·科莱考尔 (Jon Krakauer)
中文版翻译：韩敬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前言
当乔恩·科莱考尔在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０日下午将近２点钟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时，他已有５７个小时没有睡觉并且由于大脑缺氧而感到头晕目眩。当他从海拔２９,０２８英尺的地方开始漫长而危险的下山之路时，另外２０名登山者仍在奋力向珠峰顶上攀登。６小时以后，在科莱考尔跋涉了６,０００英尺之后，他安全地摊软在自己的帐篷里，但他已被冻僵并且由于疲惫和缺氧而变得神志恍惚。第二天早晨他了解到，他的６名队友没能返回营地，并且正在为生存而作着垂死的挣扎。当暴风雪过后，５名队友已经死亡，另一名队友由于严重的冻伤而不得不被截掉右手。
本书是美国著名记者和畅销书《Into the Wild（走入原野）》作者乔恩·科莱考尔对珠穆朗玛峰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攀登季节所做的权威性记述。为完成《Outside（户外）》杂志报道珠峰日益商业化的任务。出色的登山者科莱考尔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高山向导罗布·霍尔的顾客前往喜马拉雅山脉。３５岁的新西兰人霍尔在１９９０年至 １９９５年间多次登临珠峰顶。与霍尔队伍同时攀登的还有由４０岁的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率领的登山队。斯科特有着传奇般的力量和精神并于 １９９４年在不借助氧气瓶的状态下登上了峰顶。但是霍尔和费希尔都没能逃脱发生在１９９６年５月的那场捉弄人的暴风雪···· ··
科莱考尔审视了珠穆朗玛峰为什么能迫使这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置警告和亲人的担心于不顾，而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服从于攀登珠峰的危险、艰苦和高额费用。 本书充满感情的描述，清晰的结构使科莱考尔的世界屋脊亲历记堪称独一无二的作品。

智慧树

第一章
在这些巨峰的山顶周围，看起来似乎真有一条无人逾越的警戒线。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低气压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影响，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攀登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一场轻微的风暴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致命的；惟有完美的气候和降雪才能带来最小的攀登成功的可能。但在登山的最后阶段，没有人能够选择这样的机会……
不，珠穆朗玛峰没有屈服于人们所做的最初几次尝试并不令人奇怪；如果她屈服了的话，那倒让人感到惊诧和些许的悲哀了，因为这不是伟大山峰应有的气质。我们也许有些自负于精湛技艺制作出来的冰镐和登山靴，以及由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所创造的奇迹。但我们忘记了，大山仍然掌握着王牌，她会在认为合适的时候赐予你成功。否则，登山还有什么其它深层次的吸引力呢?
n        埃里克·布普顿《在那座山上》
双脚跨越世界之额，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罩上结的冰，耸着两个肩膀以抵御寒风，茫然地俯视着宽广无根的中国西藏。我无助地感到脚下连绵的大地如此壮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幢憬着这个时刻，以及在这个时刻所产生的壮怀激烈。但是，当我现在真的站在这里，站在这世界屋脊之上时，却不能唤起任何感怀的力量。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刚过中午。我已经57个小时没有睡觉了。3天中惟一的进食是强迫自己吞咽下去的莱门汤和一把玛氏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把我的肋骨都快震裂了。每一次正常呼吸都要付出极为痛苦的代价。在海拔29,028英尺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氧气。我的智力和弱智儿童差不多。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那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工作的俄罗斯向导晚几分钟到达山顶，比安迪·哈里斯早到。虽然我和安迪·哈里斯仅是一面之交，可在过去几周里我却渐渐与安迪·哈里斯相识并且喜欢上了他。我拍了四张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攀登峰顶而后折返下山的照片。手表指在下午1时17分。我总共在世界屋脊上停留了不到5分钟。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了另一张俯瞰东南山脊那条我们上山路线的照片。当我将相机对准正在接近山顶的两个人时，我才注意到一个一直被攀登者忽视的变化。在南边，几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中，毛毡似的云彩此时正遮掩了环绕着珠穆朗玛峰的较小山峰。
后来，找到了6具尸体，寻找另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医生切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山顶的登山者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富有经验的喜玛拉雅向导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他们每个人交付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
没有人能替此次悲剧中的两支向导探险队的队长讲话了，因为这两个人都死了。但我可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风暴正在逼近的迹象。根据我缺氧大脑的记忆，从被称为"西谷"的大冰谷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看起来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匆忙忙下山的原因和天气并无多大关系，我当时查看了氧气瓶的指示器，发现氧气快要用完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穆朗玛峰东南脊的上半部分尽是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和由风在峰顶和较低的南峰顶之间堆积起来的绵延约四分之一英里的积雪。越过这段呈锯齿状的山脊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但这段路完全暴露，没有任何遮蔽。从顶峰上下来后，我小心地拖着双脚又走了15分钟，穿过了一座海拔 7,000英尺的深谷来到了声名狼藉的希拉里台阶。这是明显的凹口地带，需要些攀登技巧。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索上准备用绳子下山时，我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30英尺的地方，早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的底部排成了一行。有3个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绳索向上攀登着。我的惟一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的安全绳索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堵塞的人群由3支探险队组成：我所在的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布·霍尔领导的、由一些付钱顾客组成的探险队；还有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向导的探险队；再有一支就是非商业性的台湾团队。登山者们缓慢地移动在海拔 26,O00英尺以上地带。拥挤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努力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紧张地等待着下山的时机。
在我从顶峰下来后不久，安迪·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保留氧气罐中的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关上氧气调节器的阀门。他照我说的做了。在后来的 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好，甚至比开着氧气时还少些疲惫感。再后来，我就感到窒息了，视线变得模糊不清，脑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因受缺氧的困扰，安迪·哈里斯非但没有帮我关上氧气罐，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了最大，放走了氧气。使我仅有的氧气被白白浪费了。虽然在下面250英尺的南峰顶我还可拿到一支氧气瓶，但要走到那里，就先要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通过那段极为暴露的地段。但首先，我要等这群人散去。我摘下已没有作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进大山冰冻的表层中，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从我身旁鱼贯而过的人们互相用毫无新意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心里却非常焦急，暗暗地祈祷："快点吧!快点吧!当你们这帮人在这儿磨磨蹭蹭的时候，我的脑细胞正在成百万地坏死!"
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中多数来自斯科特·费希尔的探险队，但在人群的后边我的两名队友也终于出现了--罗布· 霍尔和南比。沉默而坚韧的南比再过45分钟便可成为登上珠峰的最年长的妇女和登上所有大洲最高峰即所谓7大高峰的第2位日本人。虽然她只有91磅重，但她麻雀般小巧的身体里蕴藏着令人生畏的坚韧。她是在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欲望的驱使下前来攀登珠峰的。
再后来，道格·汉森登上了希拉里台阶。道格·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和我在山上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向他大声喊道 "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精疲力竭的道格·汉森在氧气面罩后边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在队伍最后的是斯科特·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斯科特·费希尔的力量和魅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在没有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所以当看到他现在如此缓慢地移动、摘下氧气罩向我致意时竞显得如此疲劳时，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谈谐向我打招呼："布一鲁一斯!"我问他感觉怎么样，斯科特·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精神有点不好，但没多大问题。"当希拉里台阶上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桔黄色的绳子上，在斯科特 ·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上降了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顶时已经是3点多了。这时，卷须状云团正飘过海拔27，卿英尺的霍泽峰，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气不再平静。我抓起一个新氧气瓶并把它接在调节器上，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顶下面时，天上下起小雪来，视线一片模糊。
距我垂直高度400英尺的地方，纯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冰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那些好朋友嬉戏成一团，纪念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他们挥舞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他们谁都想不到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临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时，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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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远离高山的冬日里，我在理查德·海力伯顿所写的《世界奇观》中找到一张模糊的珠穆朗玛峰的照片。那是张效果很差的复制品，参差不齐的白色山峰耸入奇异的黑色而杂乱的天空里。珠穆朗玛峰坐落在这些山峰的后面，甚至显得并不很高，但这并不重要。插图的说明指出它是最高的山峰。梦想是看懂这幅照片的关键；梦想使小男孩能进入到画中，站在寒风吹拂的山顶，向那座最高峰攀登，现在那不再是高不可及的……
有些异想天开的梦想能自由地伴随人成长，攀登珠峰的梦想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我的珠峰梦想不仅仅是属于我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至高点，她是许多孩子和成年人所追求、向往的目标。
—— 托马斯·霍恩宾 摘自《珠穆朗玛峰：西脊》
真实的细节因被神话遮掩而不甚清晰。时间是1852年，地点是"印度大三角测量"机构在台拉登北部山上的考察站。根据最近乎可能的说法，一台名叫锡克达的孟加拉电脑" 发现了世界最高峰"。(在那个时代，电脑只是一种职业描述而非机器。)这座被测量员标为第25号的山峰，在3 年前即被首次用24英寸经纬仪测出了其倾斜度，这个尚待证实的山峰从封闭的喜玛拉雅山脉的中心耸然而出。
在锡克达汇总并计算出测量数据之前，没有人怀疑25 号山峰有值得人注意的地方。6座用来对珠峰进行三角测量的测量站坐落在印度北部和山峰相距100多英里的地方。在测量人员看来，25号峰除了峰顶以外其它部位均被前面的山崖遮挡住了，而其中一些山崖给人造成更高一筹的错觉。但根据锡克达精细的三角测量(它考虑到了诸如地球表面弯曲、空气折射和铅垂线测量偏差等因素)，25号山峰海拔29,O02英尺，是地球的最高点。
1858年，在锡克达计算结果得到证实后的第6年，印度测量局在英人主持下，擅将该局前局长额菲尔士的姓氏命名此峰。而此时此刻，在这座巨峰北侧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给它起了个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玛(藏语"女神第三")；住在南侧的尼泊尔人则称它为"萨迎-玛塔"，即"天空之神"。(译者注：1952年中国政府将额菲尔士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
一旦珠穆朗玛峰被确认为地球最高峰，人们决定攀登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于1909年宣布到达北极、罗德·阿蒙森率领挪威探险队于 1911年抵达南极之后，被称作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就成为殖民探险家们渴求的目标。作为有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玛拉雅山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欧·迪伦弗斯说过，登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
后来人们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自1852年锡克达发现珠峰起到其最终被登临的1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折了15支探险队。
在一些登山家和地貌鉴赏家看来，珠穆朗玛峰并不是特别秀美出众。她的体形过于矮胖宽大，外观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筑学上的美可以被其压倒一切的总体美所弥补。
珠穆朗玛峰比她身下的山谷高出12,O00英尺，她是喜马拉雅山主峰。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远远望去，它像是一座由闪着银光的积雪和暗色条纹状岩石构成的三面体金字塔。英国人把持了最初的8次探险，不过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从北部即中国西藏自治区一侧发起的，因而算不上什么。这并不是因为北侧是戒备森严的珠峰最为薄弱的一面，而是因为在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外国人开放了其长期关闭的边界，而尼泊尔人却依然禁止外国人人境。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要从大吉岭跋涉400英里陡峭的山路，穿过青藏高原，一直走到珠峰的脚下。他们当时对隐伏在高海拔地区的严重危险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装备现在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然而在1924年，第3支英国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费利克斯·诺顿到达了海拔28，126英尺的高度，距离峰顶只有900英尺。但后来，他因精力耗尽和雪盲症而使攀登失败了。然而，这一惊人骄绩在随后的29年内大概无人逾越。
我讲"大概"是因为在诺顿登顶失败后的第4天发生了件事情。6月8日一大早，来自192 4年那支英国探险队的另两名成员，乔治·利·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离开最高的营地向顶峰进发了。
马洛里这个名字与珠穆朗玛峰密不可分。他对前三次探险活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其幻灯片式的全美巡回演讲中，正是他在回答一位缠人的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个问题时，讲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因为它在那儿!"1924年，马洛里38岁，是个已婚且育有3个孩子的学校校长。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的他是个惟美主义者和带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健壮的体格、优雅的社交风度和引人注目的外貌成为英国上流文化圈阶层的钟爱之人。在珠峰海拔很高的帐篷里，他和他的同伴居然能高声诵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的章节。
1924年6月8日，当马洛里和欧文缓慢地奋力向上攀登时，珠峰上部云浪翻滚，使得山下的同伴无法追踪他们两人的进展。中午12时50分，云团暂时散开了。队友诺艾尔·奥德尔在很短的时间里但却很清楚地看到了马洛里和欧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们大约比计划晚了5个小时，但仍然"不慌不忙地、敏捷地"向上攀登着。
那晚，两人再也没有返回帐篷，也没人再看到过他们。但此事却从此引发了关于两人或者其中一人是否在被大山吞没前到达过顶峰成为英雄的激烈争论。平衡各方证据后的情况表明没有。由于缺乏真凭实据，他们一直未被视为登上珠峰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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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尼泊尔终于向外部世界打开了自己的边境。一年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入藏。攀登珠峰的人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珠峰的另一侧。 1953年春，一支满怀激情并有着近乎于军事行动所需的强大装备的英国探险队成为第3支由尼泊尔境内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5月28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努力，他们在东南脊海拔 27，000英尺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第二天一早，埃德蒙德·希拉里，一位又高又瘦的新西兰人和丹增，一位技艺高强的夏尔巴登山人，背着氧气瓶向顶峰挺进。
到上午9点钟，他们已到达南峰顶，并且望见了一条极窄的通向珠穆朗玛峰顶的山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到达了一块大岩石的脚下。希拉里后来写道："看起来是有关攀登的最难克服的问题--一块高达40英尺的岩石，岩石表面光滑，没有可以抓握的地方。对于一群低海拔地区的专业登山者来说，这也许是个轻松的问题，但在这里，它是我们微薄力量所无法克服的障碍。"
丹增紧张地从下面将绳子放松。希拉里挤进了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上柱状直立的积雪之间的一个裂缝，然后开始一寸寸地，在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攀登。这次攀登紧张而曲折，但希拉里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像他后来写到的那样：
"我终于到了那块岩石的顶部．身体从裂缝内钻到了宽阔的山脊上。我在地上躺了半天才使呼吸平静下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强大的决心，一种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我们到达顶峰的决心。我稳稳地站在山脊上，示意丹增上来。我用力地拽着绳子，而丹增则扭动着身子从裂缝中爬了出来。最后当他爬上来时，他像一条经过激烈抗争后被从海里拽出来的大鱼似的瘫软在地上。"
与疲劳不断抗争的两位登山者继续沿着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进。希拉里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到底。希拉里又爬过一座山，前方的山岭蜿蜒而下，希拉里可以遥望中国西藏很远的地方。希拉里抬起头，头顶是一个圆形雪堆。挥动了几下冰镐，又小心地迈出了几步，希拉里和丹增终于到达了山顶。
这样，在1953年接近中午的时候，希拉里和丹增成为世界上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人。
3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登上珠峰的消息。英国伦敦《泰晤士报》6 月2日早版上首先做了报道。这条电讯稿是一个名叫詹姆士·莫里斯的年轻记者从珠穆朗玛峰上用一台密码无线发报机发出的(为了防止竞争对手枪在《泰晤士报》前面报道)。
20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为极负盛名的作家，接受了一次著名的变性手术并将其基督名改为让。莫里斯40年后在《额菲尔士峰加冕：第一次登顶和女王加冕》一文中写道：
"现在很难想象，这两件事的巧合(加冕典礼和登上珠穆朗玛峰)在英国受到了人们带着近乎神秘的喜悦的欢迎。 (英国人)终于从二战结束后折磨人的酸苦中爬出来了，但同时也面对着帝国的失落及世界范围内英国势力不可避免的消退，英国人不能完全相信新即位的年轻女王象征着新的开始--报纸所乐称的维多利亚时代。1953年6月2日的加冕典礼是象征希望和欢乐的一天。这一天，英国人所具有的全部爱国热诚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释放机会：更让人称奇的是，就在同一天，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消息，实际上是从这个老大帝国的前线--英国的一个登山队，登上了人类在地球上剩下的最重要的山峰和冒险的目标……"
这个时刻唤起了英国人心中交响乐般恢宏的情感：自豪、爱国主义、对往日战争和勇敢的怀旧感、期盼重现辉煌的明天……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当他们在7月伦敦细雨纷飞的早晨等待加冕仪式时，他们听到了这个神奇的消息，世界的最高点，他们认为已经是他们的了。
被女王封为爵士后，爱德蒙德·希拉里的形象被印上了邮票、连环漫画、书以及杂志封面。一夜之间，这个来自奥克兰的面容消瘦的养蜂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人物。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的一个月我还是个胎儿，因而无法分享漫卷全球的人们的自豪和惊叹。一位年长的朋友说这件事就其深刻影响来说，可与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相提并论。10年后，另一个人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1963年5月x日，汤姆·霍思宾，一位来自密苏里的30 岁的医生和威利·安索爱尔德，一位来自俄勒冈的神学教授，一起沿着从未有人攀登过的险峻的西山脊到达了珠峰顶峰。到那时为止，已有11人4次成功地登临珠峰。但是西山脊这条路线比前两条路线即南山口 --东南山脊线和北山口--东北山脊线这两条线要难得多。霍恩宾与安索爱尔德登上珠峰这件事当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登山史上的巨大成就。
在向顶峰挺进的那天傍晚，这两位美国人越过了一段陡峭而易碎的岩石地层，即声名狼藉的黄色地带。登上这个峭壁需要强劲的体力和高超的技巧。在这个海拔高度上，再没有比这更严峻的技术挑战了，霍恩宾和安索爱尔德一登上黄色地带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安全下来。最后他们做出决定，能活着下山的最大希望就是翻过顶峰，再从人们熟知的东南脊路线下山。天色已晚，地形陌生，瓶装的氧气也在迅速地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于18时15分到达顶峰时正是夕阳西下。他们只好在海拔28，O00英尺的地方露宿一夜。在当时，这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天晚上天气寒冷，好在没有刮风。尽管后来安索爱尔德的脚趾因冻伤被截掉了，但两人总算能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那时候我才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这里也是安索爱尔德的家乡。他是我父亲的密友。有时我和安索爱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雷冈比我大1岁，大卫比我小1岁。在威利·安索爱尔德准备去尼泊尔的前几个月，我在父亲、威利和雷冈的陪伴下第一次登上了位于喀斯喀特山脉的一座9，O00英尺高的火山山顶。现在那里安装了空中缆车。毫无疑问，1963年发生在珠峰上的英雄事迹在我尚未成熟的想象中激起了巨大而悠长的回响。正当我的朋友将约翰·格伦、桑迪·库法克斯和约翰尼。尤尼塔斯奉为偶像时，我把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当成了自己心中的英雄。
我心里暗暗地想，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以后10多年里，这一直都是我奋斗的目标。到我20刚出头的时候，登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没有其它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登临山顶是真实、永恒且具体的行为。危险使得这项运动有了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平凡的生活所缺少的。
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集体意识。成为一个登山者即意味着加入到一个自给自足、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其不受户外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充满阳刚之气，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文化的要素则是要给别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比如何登上这座山峰重要得多。名气是靠大胆的方式、精练的装备和从最困难的路线攀登而赢得的。没有谁能比所谓的单人徒手登山者更受人钦佩了：即不用绳子或大型装备而独自攀登的人。
那时候我活着就是为了登山。我靠每年5，000至6，O00块钱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了凑够攀登布加布斯、泰吐斯或是阿拉斯加山的费用，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我在二十五六岁时曾经放弃过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念头。那段时间，登山者中流行着将珠穆朗玛峰贬为"矿渣堆"的说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和审美吸引力，以至于对"正统"登山者来说不值一提的山峰。所以我也开始小瞧世界最高峰了。
这种偏见的产生是始于80年代初，珠穆朗玛峰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山口至东南山脊线--已被攀登过 100多次了。我和我的同伴把东南山脊称为"牦牛之路"。对珠穆朗玛峰的蔑视又因1985年发生的事情而被进一步加深了。当时迪克·巴斯--一位只有一点登山经验的年届50岁的德克萨斯阔佬--在一位名叫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出色的年轻向导的引导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件事招来了新闻媒体并非恶意的强烈关注。
珠穆朗玛峰总体上说是著名登山运动员的乐园。用《登山》杂志编辑迈克尔·肯尼迪的话说："只有你在较低山峰进行过长期训练后才会获得被邀请参加珠穆朗玛峰探险队这一殊荣。一个登山者只有真正登上这座山峰才可走进著名登山者所在的更高的天地。" 然而巴斯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这一切。登上珠峰后，他便成为第一位登上全部7 大高峰的人。这一伟绩使他闻名世界，也促使成群的周末登山者们开始追随他指示的方向，即突然间将珠穆朗玛峰推入了后现代时代。
"对像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迪克·巴斯令人鼓舞"。去年4月，在前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贝克·韦瑟斯用浓重的东德克萨斯口音对我说。贝克是位49岁的达拉斯病理学家，也是罗布·霍尔在1996年组织的向导探险队的成员之一。 "迪克向我们证明平常人也可以接近珠峰。如果你身体比较健康，而且手头上有些收入，我想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如何从工作中抽出时间，和自己的家人分开两个月的时间。"
对大多数登山者来说，从日常生活中挤出时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得到足够的费用也可以办到。在过去5 年间，在7大高峰上，特别是在珠穆朗玛峰上，人群拥挤的程度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为满足需要，以向导攀登世界 7大高峰、特别是珠穆朗玛峰为营利目的的公司也相应地发展起来。1990年的春天，30支不同的登山探险队聚集到珠峰的两侧，其中至少有10支队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队。
尼泊尔政府意识到峰拥而至的人群将会给珠峰在安全、外观以及环境方面带来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尼泊尔的政府官员们制定了一个既可以控制人群数量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的办法：即提高登山许可证的价格。1991 年，尼泊尔旅游局的每个登山许可证的售价为2，300美元，不限定登山队的规模。到1992年，每个许可证的价格升至 10，000美元，队伍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1人要再付 1，200美元。
但尽管收费昂贵，登山者还是成群地涌向珠穆朗玛峰。 1993年春天，也就是首次登上珠峰40周年的纪念年，有15 支探险队的294人从尼泊尔一侧攀登了珠穆朗玛峰。这个人数是创纪录的。那一年的秋天，尼泊尔旅游局再次将许可证费用提高到了惊人的50，000美元，且规定每支队伍的规模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1人再交10，000美元，但总数最多为 7人。此外，尼泊尔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在尼泊尔一例只允许有4支登山队同时攀登。
但是尼泊尔政府没有想到，成群的登山者从尼泊尔移向中国西藏，使得成百上千的夏尔巴入失业。随之而来的抗议和不满使尼泊尔政府在1996年春天突然取消了对每季登山队数量的限制。但同时，尼泊尔政府的官员们又一次提高了收费标准--这一次，对7人规模的队伍收70，000美元，每增加1人再收10，000美元。从去年春天有30 支队伍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峰的事实判断，高额的登山许可证费似乎并没有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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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即便是在1996年季风到来之前，也就是那场灾难尚未发生之时，在前5年中商业探险队不断增加的事实仍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很恼火，因为世界最高峰被出卖给了有钱的暴发户--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果没有向导的帮助，恐怕连登上美国的雷尼尔山这样的较低山峰都很困难；而纯粹主义者则认为珠穆朗玛峰受到了贬低和亵渎。
这些批评家还指出，由于珠峰被不断地商业化，从前的圣山也被拖人了美国司法审判的泥潭。有些登山者在交付了巨额费用但却没有被护送到珠峰峰顶以后对他们的向导提出诉讼。彼得·阿瑟斯抱怨说："有时你会遇到这样一些顾客：他们认为自己买了一张登上珠峰的保票。这些人就是不能理解远征珠峰不会像坐瑞士火车那样如意。"彼得· 阿瑟斯是位受人尊敬的向导，曾经11次攀登过珠峰，其中 4次登上了峰顶。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涉及攀登珠峰的官司都可有可无。缺乏经验或是信誉不好的公司不止一次地未能把诸如氧气一类的关键性后勤保障输送给登山者。甚至有些探险队的向导丢下他们的顾客而自己登上峰顶使得一些失望的客户认为他们只是被带上山来付帐单的。1995年，一支探险队的组织者携带着顾客交纳的上百万美元的费用在攀登开始之前就潜逃了。
1995年3月，我接到《户外》杂志社编辑打来的电话。他建议我参加一个准备5天后启程的珠穆朗玛峰向导探险队，以便撰写一篇文章，报道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商业化登山活动以及伴随而生的矛盾。这家杂志的意图并不是让我去攀登珠峰，编辑的意思仅是希望我停留在大本营，从位于珠峰西藏一侧的冰河发回报道。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建议。我甚至预订好了航班并且注射了所需要的免疫针，然而我却在最后关头退出了。
过去几年中我所表现出的对珠峰的藐视，人们自然认为我是根据自己的原则而决定不去的。实际上，《户外》杂志社打来的电话出人意料地激活了我的强烈的和长久被压抑的渴望。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我认为花两个月的时间呆在珠穆朗玛峰的巨大身影中却不去攀登比大本营更高的地方是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如果我要花8个星期离开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攀登珠穆朗玛峰。
我问《户外》杂志社的编辑马克·布赖思特，他是否能将此项任务推迟12个月(这将给我时间正确训练自己以满足远征探险的体力需要)。我还询问杂志社是否愿意给我在一家比较知名的探险服务社登记并且负担65，000美元的费用以给我一个登顶的机会。我不指望他们能同意这个计划。在过去的15年问，我已为该杂志撰写了60多篇文章，而很少享受超过2，O00至3，O00美元的出差补贴。
一天后，布赖恩特在与《户外》杂志的出版商协商后给我回了电话。他说杂志不准备付这笔钱，但他和其他编辑认为珠穆朗玛峰的商业化是个重要的题材。他坚持说，如果我真的想尝试攀登珠峰，《户外》可以想办法使之成为现实。
30年来我一直自称为登山者，也征服过一些困难的目标。在阿拉斯加，我在"魔西之牙 "山上开辟了一条困难的新路线。我还曾经独自一人登上了魔指峰，并在偏僻的冰雪覆盖的山顶上独自生活过3个星期。我在加拿大和科罗拉多做过多次比较艰难的冰山攀登。在大风横扫的南美洲北端，我登上了名为托雷岭的高达1英里的凌空竖起的花岗岩山峰的顶部。当时，风以100节的速度撞击着山顶。山峰的表面覆盖着一层极易破裂的冰霜。托雷岭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山峰。
但这些冒险已是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些甚至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41个春秋，我已过了登山的黄金年龄，一把灰色的胡子，一付烂牙床，腹部还多出十几磅赘肉。我娶了一个我非常爱的妻子--她也同样地爱着我，意外地撞上份还算合适的工作。实际上，我平生第一次脱离了贫困线。简而言之，我攀登的渴望已经被一些由小小的满足感组成的类似幸福的东西磨钝了。
而且在过去的攀登生涯中，我还没有到达过一个可称为高海拔的地方。说实话，我还没有到过高于海拔17，200 英尺，即珠峰大本营的地方。
作为一个渴求了解登山史的学生，我知道珠峰自被英国人于1921年首次造访以来，已经夺去了130人的生命 (到达顶峰的每4个登山者中差不多就有1人死亡)。这些死去的人中有些比我还健壮，也拥有更丰富的高海拔经验。但我最终发现童年时的梦想很难消逝，而理智已无济于事。 1996年2月底，布赖思特打来电话说，罗布·霍尔即将启程的探险队中有个位子等着我去。在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愿意，甚至没停下来喘口气。

智慧树

第三章
我用不太连贯的语言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我说，我要讲的是海王星，仅仅是最普通的海王星，不是天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你该知道这就意味是你，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你。我说，在那上面有块大石头，我必须提醒你海王星上的人们都特别蠢笨，筒单地说，他们都被绳子拴着生活。我想要特别提到他们中有些人使自己下定决心要爬上那座山。我说，你们想象不出，这些人不顾死活，不管有用还是没用，养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把空余时间和全部精力都花在追逐自己的荣誉上，在当地最陡峭的山上爬上爬下。他们回来时情绪都特别高。他们可能都爬上了那座山，因为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海王星上，大多数人也让自己从最安全的一侧攀登那座山峰。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很振奋，这可以从他们脸上和眼睛里流露出的满足看出来。正如我指出的那样，这是在海王星而不是在天堂，在那里可能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
—— 约输·门拉弗·爱德华兹 摘自《某人的来信》
从曼谷飞往加德满都的泰航311航班飞行了2个小时 后，我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到飞机的尾部。在飞机右侧洗手问附近，我蹲下身子从齐腰高的小窗户望出去，希望能看到一些山峰。我没有失望：高出地平线的地方，就是犬牙交错的喜玛拉雅山脉。后来我一直站在窗户边，着迷一般，蹲在装满空汽水瓶和吃剩的食物的袋子上面，我把脸紧紧贴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突然我认出了巨大绵延的干城章嘉峰，它高出海平面 28，169英尺，是世界第3高峰。1 5分钟后，世界第5高峰映人我的眼帘，最后，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珠穆朗玛峰的身影。
墨黑色的楔状高峰如浮雕般耸立，傲视着四周。山峰在以120节行进的喷气式飞机卷起的旋风中划出一道刺眼的切口。气流掀起的一缕雪粒向东蔓延开来，宛如一条长长的丝巾。凝视着天空中的这道轨迹，我突然意识到珠穆朗玛峰恰与这架载着我穿越天堂的飞机一样高。此时此刻，攀登飞行高度的设想震撼了我。我感到这一想法是荒谬的，甚至比这还糟。我的手心湿漉漉的。
40分钟以后，我在加德满都降落。当我通过海关步人候机大厅时，一位骨骼粗壮、面容清秀的年轻人拎着我的两只巨大行李朝我走来。"你就是乔恩吗?"他操着轻快的新西兰口音询问道，手里拿着一张印满罗布·霍尔顾客的护照相片复印件的纸。他和我握了握手，自称安迪·哈里斯，是霍尔手下的一名向导。他负责送我去旅馆。
安迪·哈里斯31岁。他对我说另一名客户也将乘同架来自曼谷的飞机到达。叫格·卡西希克，53岁，是来自密执根州布卢姆菲尔德山的律师。结果洛·卡西希克用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行李，所以我和安迪一边等待卡西希克，一边切磋我们在加拿大西部都经历过的几次艰苦的攀登，还讨论了滑雪的技巧和滑雪板的长短。安迪对攀登的强烈渴望和对山脉的纯真热情在日后的攀登过程中一直激励着我。
就在洛·卡西希克，--个高高的、运动型的、长着灰白胡须而略带贵族遗风的男人出现在机场海关时，我问安迪本人曾几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实际上，"他兴奋地回答， " 和你一样，这将是我的第一次。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得怎样肯定是件有意思的事。"
霍尔在简朴而优美的加思达旅馆为我们预定了房间。旅馆坐落在加德满都杂乱的赛莫尔旅游区的中心。狭窄的街道挤满了黄包车和小摊贩。加恩达长久以来就以攀登喜玛拉雅的探险活动而著名。旅馆的墙上贴满曾在这里宿夜的著名登山者的签名照片，包括：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彼得 ·哈巴勒尔、基蒂·卡尔霍恩、约翰·罗斯克力和杰夫·洛易。当我爬上通往房间的台阶时，我经过了一张名为"喜玛拉雅三部曲"的巨幅四色海报。上面印着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和洛子峰--它们分别是地球上最高、第2高和第4高的山峰。附加于这些山峰之上的是一名穿着登山装、露齿而笑的大胡子男人。一行字说明这名登山者叫罗布·霍尔。这幅海报记录了霍尔在1994年的两个月中登上这3座山峰的辉煌胜利，旨在为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招揽生意。
一小时之后，我亲眼见到了霍尔。他高6英尺3英寸或4英寸，瘦如麻秆。他面带天真，但看上去比35岁更成熟，也许是因为他醒目的鱼尾纹，亦或因为他显示出的权威气质。他穿着夏威夷衬衫，褪色的莱维斯牛仔裤的一只膝盖上绣着八封图案。一头不拘小节的浓密棕发盖住前额。他的灌木丛般的胡须有待修理。
喜爱社交的霍尔是个有着新西兰式智慧的故事大王。霍尔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一个法国旅行者、一个和尚和一头牦牛的故事。他妙语联珠，顽皮地斜视着我们，时而虽可而止地制造一下气氛，时而又抑制不住喜悦，将头向后一仰，发出一阵爽朗而具感染力的笑声。我立刻喜欢上了他。
霍尔出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的一个天主教蓝领家庭，是9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他头脑灵活，具有科学性的思维，但由于霍尔得罪了一位专制教师，他在15岁的时候就掇学了。霍尔在1976年为阿尔卑斯运动公司工作，这是一家登山设备的制造商。"霍尔开始时干一些杂活，诸如踩踩缝纫机。"比尔·阿特金森回亿道，他现在已是著名登山运动员和向导，他当时也为阿尔卑斯运动公司工作。由于罗布在十六七岁就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很快就胜任了整个生产线。
霍尔当时已是有几年经验的山丘攀登迷。大约就在他为阿尔卑斯运动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又开始了攀岩和攀冰运动。"他学得很快，"阿特金森说，他后来成为霍尔最密切的攀登伙伴，"他具有从所有人那里学习技巧、采纳建议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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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霍尔满18岁。他参加了攀登海拔22，294英尺、风景秀美无双的阿玛丹拉峰北坡的探险队。此峰位于珠穆朗玛峰南15英里。在霍尔第一次攀登喜玛拉雅的这次征途中，他绕道去了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他发誓终有一天，他要登上世界屋脊。这一愿望的实现历时10年，经历了3次尝试。在1990年的5月，霍尔作为探险队队长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探险队员中包括彼得·西拉里--埃德蒙先生之子。在峰顶，霍尔和西拉里做了无线电广播。这次广播在新西兰全国现场直播。他们在海拔 29，028英尺的地方还得到了来自杰弗里·帕尔默总理的祝贺。
直到那时，霍尔才成为一名职业登山者。和许多同行一样，他从集团赞助商那里获得支付喜玛拉雅山探险的高额费用。常识使霍尔明白他从媒体获得的关注越多，就越容易劝诱公司打开他们的支票簿。事实证明霍尔非常善于在印刷品上扬名或在电视中抛头露面。"是的，"阿特金森说道，"罗布还是有些公关才能的。"
在1988年，一名来自奥克兰名叫加里·鲍尔的向导成为霍尔的主要登山伙伴和亲密朋友。鲍尔和霍尔在1990 年共同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就在他们返回新西兰不久，他们制定了一个攀登7大洲的最高山峰的迪克·巴斯式的计划。但他们将这一计划的难度提高为在7 个月中征服7大峰。既然珠穆朗玛峰--7重奏中最艰难的一章已经成功完成--霍尔和鲍尔争取到了一家名为"动力源泉"的大公共电力公司的赞助。他们开始了征程。在19 90年12月12 日，也就是距离他们7个月的最后期限仅差几个小时之际，他们登上了第7座山峰--海拔为16，067英尺的南极洲至高点文森山。这一壮举使新西兰人引以为豪。
虽然成功了，霍尔和鲍尔仍思考着他们在职业登山事业中的长远之计。"要想从公司得到源源不断的赞助，"阿特金森解释道，"一名登山者必须加大赌注。下一次登山计划必须比上一次更困难、更吸引人的注意。这正如上紧的发条--而最终你将黔驴技穷。罗布和加里明白终有一天他们将不能攀缘于陡峭的山峰，或者他们会葬身意外事故。 "所以他们决定改变方向，转人到登山向导这一行业。当你做向导时，你不必做你所渴望的攀登。挑战来自于让顾客登山、下山，这是另一种满足感。这比起无止境地为得到赞助而奔波确是种更稳定的职业。如果你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顾客的数量是不可限量的。"
新西兰登山家罗布·霍尔 Photo by Jon Krakauer
在"7个月7座山峰"的攀登行动中，霍尔和鲍尔制定了一个合伙开办向导顾客攀登7座山峰的商业计划。霍尔和鲍尔深信那些钱袋殷实但缺乏独自攀登世界高峰经验的梦想者大有人在，于是他们成立了一家公司，命名为探险咨询公司。
紧接着，霍尔和鲍尔创造了一个惊人的成绩。在1992 年5月，霍尔和鲍尔带领6名顾客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峰顶。一年以后，当他们在一个下午率领一支7人探险队到达珠峰峰顶的时候，那一天之内共有40人先后登临了峰顶。当他们从那次探险归来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的令人始料不及的批评。他谴责了霍尔在使珠穆朗玛峰商业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收取费用以护送那些新手登上峰顶，"埃德蒙德先生怒斥道， "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在新西兰，希拉里是最受崇敬的人物之一。他的头像甚至被印在了5元钱的票面上。由于受到这位领袖人物，这位在霍尔孩提时代被他视为英雄的登山前辈的当众斥责，霍尔感到沮丧和尴尬。"在新西兰；西拉里被视作活着的国宝，"阿特金森说。"他说的话非常有分量。受到他的指责确是件令人伤心的事。罗布曾想以公开声明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但他意识到在媒体上与这样一位资深人物对着干，他永远也占不了上风。"
就在希拉里的讨伐之火燃起后的第5个月，霍尔受到另一打击：在1993年10月，加里·鲍尔死于大脑出血--由高海拔而引起的脑出血。意外发生在他们攀登世界第6 高峰，海拔26，795英尺高的卓奥友峰时。鲍尔在霍尔的臂弯中咽下最后一口气，长眠于山顶上的一个帐篷里。第二天，霍尔将他的朋友埋葬于山间裂缝中。
在这次探险后的一次新西兰电视采访中。霍尔伤心地描述了他是怎样用攀登绳索将鲍尔的尸体送人深不可测的冰河的。"登山绳索是为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设计的，你永远不应放开它。"他说，"但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我的手中滑落。"
"加里死后，罗布悲痛欲绝，"海伦·威尔顿说。她在 1993年、1995年和1996年担任霍尔大本营的总管。"但他很快就战胜了悲痛。这就是罗布的方式--让生活继续。" 霍尔决定独自支撑起探险咨询公司。他以井井有条的方式重整公司的结构和服务，继续护送业余登山爱好者登上巨大而遥远的山峰。
在1990年至1995年之间，霍尔将39名登山者送至珠峰峰顶--比自埃德蒙德·希拉里首登珠峰后的20年间所做的攀登次数的总和还多出3次。霍尔带着成就感将探险咨询公司称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先锋"。他在发送给那些潜在的顾客的宣传册上写道： "那么，你渴望冒险了!也许你梦想游历7大洲或者站在高山之额。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不敢将梦想付诸实践，或与人分享梦想，或承认内心强烈渴望的存在。" "探险咨询公司致力于组织和向导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善于将梦想变为现实。我们将与您一起实现您的目标。我们不会将您拖上山--您必须努力工作--但我们保证会最大限度地为您提供安全感和成功的机会。
"对那些敢于面对梦想的人来说，这一经历将带给您无法言传的感受。我们邀您与我们共攀您的山峰。" 在1996年，霍尔收取每位客户65，000美元作为带领他们登上世界屋脊的费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它相当于我在西雅图的房屋抵押款。这一报价并不包括去尼泊尔的机票和个人所需的装备。事实上没有其它公司的收费比这更高了。霍尔的一些竞争对手只收取三分之一的费用。但是由于霍尔显赫的成功系数，他不愁没人上钩，也就是加入他的第8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如果你一意孤行地向往攀登高峰而又有些资金的话，探险咨询公司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在到达加德满都两天后，也就是1996年3月31日的清晨，集合在一起的探险咨询公司喜马拉雅山探险队的成员，爬上一架由亚洲航空公司运营的苏制米格-17直升飞机。这架伤痕累累的阿富汗战争的古董如一辆校车大小，有26个座位，看上去像在谁家后院拼凑而成的。驾驶员临上机前，发给每人一副棉球以堵住耳朵。而后，这架巨兽般的直升飞机隆隆划入空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机舱内的地板上堆满了行李装备、旅行袋和纸箱子。挤在机舱内四周座位中的是像货品一样被运送的人们。他们面朝舱内，膝盖抵住胸口。螺旋桨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让人无法交谈。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没人抱怨。
在1963年，汤姆·霍思宾从距加德满都市不到十几英里的班尼帕开始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他在路上花费了31天才到达大本营。像许多现代攀登珠峰的人一样，我们选择越过这段陡峭而尘土飞扬的路程。这架直升飞机将把我们送至位于喜玛拉雅山脉海拔9， 200英尺处的偏僻小村--卢克拉。如果我们不乘直升飞机，我们将在霍恩宾走过的路上消磨3个星期的时间。
环顾宽敞的机舱，我努力将记忆中的人名与眼前的队友一一对号。除了向导罗布.霍尔和安迪·哈里斯以外，海伦·威尔顿，一位39岁的4个孩子的母亲，正在返回大本营以开始她作为大本营总管的第3任期。卡罗琳·麦肯齐，一位年近30的出色登山者和医生--担任探险队的队医。像海伦一样，她只到达大本营。洛·卡西希克，我在机场遇到的那位具有绅士风度的律师--已经攀登过7座山峰中的6座了。南比，47岁的沉默寡言的联邦特快东京部人事主任也是如此。贝克·韦瑟斯，49岁，来自达拉斯的饶舌的病理学家。斯徒尔特·哈钦森，刚刚从某个科研项目休假而来的略带书生气的加拿大心脏学家。约翰·塔斯基， 56岁，队中最年长的一位，是来自布里斯班的麻醉师。他从澳大利亚军队退役后开始从事登山运动。福兰克·菲施贝克，34岁，精于而儒雅的香港出版商，曾3次随霍尔的对手组织的探险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在1994年，他一口气登上南峰顶，距最高峰的垂直距离仅为330英尺。道格·汉森，46岁，美国邮政工人。他曾在1955年随霍尔攀登珠穆朗玛峰。像菲施贝克一样，他到达了南峰顶。
我不知该如何评价我的队友们。从外表和经历来看，他们丝毫不像经常与我为伍进行攀登的那些强健的登山者。但他们看上去友好而有教养。整个小组中还没有谁看上去就是个笨蛋--至少在初始阶段还没人露出本色。然而，我感觉除了道格以外，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道格身材硕长而结实，不善社交。他饱经风霜的脸使人想起撤了气的足球。他做了27年多的邮政工人。他告诉我，为了支付这次路程的费用，他白天干建筑，晚上加夜班。因为我在成为记者之前曾干过8年的木匠活，或是因为我们属于同一纳税级别，这一切将我们与其他顾客划分开来。我和道格在一起时有种默契。
使我渐感不安的主要原因是我从未与这样一大群陌生人共同攀登过。除了20多年前的阿拉斯加之行，我以前的探险都是独自或与信任的朋友共同进行的。
在登山活动中，对同伴的信任至关重要。一名登山者的行为将影响整个团体的利益。一个松动的绳结，一次失足，一块被踩落的石块，会给肇事者和其队友带来同样的恶果。因此，登山者谨慎选择不与不明底细的人合作是不足为怪的。
但是，对于那些参加向导攀登的顾客来说，对同伴的信任是不容易办到的。他们必须把信任感寄托在向导身上。当直升机嗡嗡地驶向卢克拉时，我猜想我的队友们都和我一样真心希望霍尔已谨慎地将能力不足的顾客淘汰出局并有办法保证我们免受彼此能力不足而带来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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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们没有在路上逗留，下午就早早地结束了一天的行程，甚至还没等到酷热和酸痛的脚 驱使我们询问每一位过路的夏尔巴人，"还有多远才能宿营?"我们很快发现答案无一例外的是："还有两英里，先生……"
夜晚是宁静的。炊烟冉冉升起在寂静的空中。黄昏变得温柔了。火光闪耀在我们明天可 宿营的山脊上。云雾模糊了我们后天要赶的山路。渐渐增加的兴奋感把我的思绪一遍又一遍地带到西侧山脊(西坡)……
当太阳落山时，孤独感油然而生。疑虑也偶而徘徊脑际?那时我感到沉重，仿佛身负着我的整个生命。
—— 托马斯·霍恩宾 摘自《喜马拉雅的西坡》
从卢克拉到喜马拉雅的路需向北穿越杜德科西峡谷。这是一条冰雪覆盖、巨石堵塞的冰河。我们在名为法克丁的小村庄度过了旅程的第一夜。村里的几间屋舍和茅草棚坐落在临河山坡的平地上。当夜幕降临时，空气中有刺骨的冷意；清晨，杜鹃花的叶子上闪着白霜。但喜马拉雅位于北纬28度--赤道的旁边--当太阳升到可以穿透峡谷时，气温骤升。下午时分，当跨越一座高架于河流之上的浮桥时--这也是我们一天中跨越的第4条河流--我已经汗流浃背了。我只穿了短裤和T恤。
过了桥，泥泞的小路偏离了杜德科西的河岸而蜿蜒爬上峡壁，穿过芬芳的松树林。雄伟 的形状如笛子的两座雪峰刺人天空，垂直高度达两英里。这是片神奇的土地，但这里却 不是荒野之地，而且几百年前就已不是了。
每块地都被开垦过，种植着大麦、荞麦和土豆。一串串祈祷者的旗帜挂满山坡。古代的 佛教神殿和刻着精美佛经的墙壁在最高的山峰上像哨兵一样伫立。当我弃河上岸时，路 上挤满了长途跋涉者、牦牛群、穿红袍的和尚和被木材、煤油、饮料压弯了腰的赤足夏 尔巴人。
上岸几十分钟后，我到达了一个宽阔山脊的顶部。在经过一个由石头垒成的牛圈时，我 突然发现已到了纳姆城，夏尔巴社会的社交和商业中心。位于海平面以上11，300 英尺的纳姆城像一只巨大而倾斜的圆盘状卫星电视接收天线挂在险坡的半山腰。100多问屋舍戏剧性地散落在石头山坡上，被迷宫般的小路连接着。在小镇的边缘我找到了库巴旅舍。推开当作前门的毯子，我发现我的队友们正在桌子的一角喝柠檬茶。
我走向他们时，罗布·霍尔向我介绍了此次探险队的第 3位向导--麦克·格鲁姆。 这位有着一头胡萝卜颜色的头发和马拉松运动员般瘦削身材的33岁的澳大利亚人是布里斯班的管道工，只是偶尔做导游。在1987年，当他从海拔28，169英尺的干城章嘉峰下山时被迫在露天过了一夜。他的脚冻伤了，因而不得不截去所有的脚趾。但这一打击并没有阻止他的喜马拉雅事业，相反，他尔后又攀登了乔戈里峰、霍泽峰、乔欧亚峰和阿玛丹拉峰。1993年，他在无氧气供给状态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冷静而谨慎的格鲁姆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极少讲话，即使被人问到时，他也只会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做简短回答。
房间里的对话被3位客户把持着--斯徒尔特、约翰，特别是贝克。这一模式在整个探险 过程中不断地被重复着。幸运的是，约翰和贝克都很幽默，经常使全队人忍俊不禁。然 而贝克习惯于将独脚戏转成对自由党人的严厉的、长篇累椟的攻击。那晚我犯了一个错 误，在某个观点上我和他意见不一致。针对他的评论，我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是一个明智 而必要的政策。作为一名信息灵通而富有技巧的辩者，贝克批驳了我笨拙的声明，而我 却缺乏必要的实力回击他。最后，我只能舌头木呐、汗流浃背地袖手旁观。
当他继续用慢吞吞的东德克萨斯口音列数各福利州的费力而不讨好的行为时，我起身离 开了桌子以免继续丢脸。当我回到餐厅时，我向女店主要了一杯啤酒。一个小巧而优雅 的夏尔巴妇女正在为一群美国旅游者点菜。"我们很饿，"一个面颊红润的男人大声地用不地道的英语嚷道，边比划着吃饭的动作。"想吃土豆、牦牛汉堡、可口可乐。你们有吗?"
"愿意看看菜单吗?"夏尔巴女人用清晰、干脆，略带加拿大口音的英语回答道。"我们的品种很多。还有新烤的苹果派，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做甜点。"
这位美国游客无法理解这个棕色皮肤的山地女人会用完美而清晰的标准英语与他说话。 他继续用他那滑稽的走调英语说道："菜单。好的，好的。对，对，我们想看看菜单。"
夏尔巴人在那些喜欢透过浪漫面纱看他们的外国人眼中仍是一个谜。不熟悉喜马拉雅人 口统计情况的人会认为所有尼泊尔人都是夏尔巴人，而实际上，在尼泊尔这个面积相当 于北卡罗来那州、人口超过2，000万、有着50多个不同民族的国家中，夏尔巴人的数量不超过2万。
夏尔巴人，尼泊尔的菩提亚人的别称。主要聚居在昆布、帕拉索卢，部分散居，远达大 吉岭。夏尔巴人是大山的子民，虔诚的佛教徒。夏尔巴社区的中心是库巴。这里有几条 流向喜马拉雅南坡的溪谷 —— 一小块罕见的崎岖不平的地势。这里找不到公路、汽车或一切带轮子的交通工具。
在寒冷而贫瘠的高寒地带从事种植生存是相当艰难的，所以传统的夏尔巴经济以在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做贸易和放牧牦牛为主。然而英国人在1921年开始的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请夏尔巴人作为助手的行为，引发了夏尔巴文化的转变。
在1949年以前，尼泊尔王国一直关闭边界，所以最初关于珠穆朗玛的勘察和随后的8次探险活动都被迫从北面穿越中国西藏进行，而从未穿越任何靠近库巴的地方。但是最初从大吉岭前往西藏的9次探险活动正好位于许多夏尔巴人移居的地方。他们在当地居民中间已赢得吃苦耐劳、和蔼可亲及聪颖智慧的美名。此外，由于大多数夏尔巴人世代居住在海拔为9，000至14，000英尺高的村庄，他们在生理上已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严寒。根据A ·M·克勒斯，一位曾多次与夏尔巴人攀登和旅行的苏格兰医生的建议， 1921年的珠峰探险队雇佣了一大批夏尔巴人帮助挑行李和搭营帐。这一做法在其后的75年中被大多数探险队沿用下来。
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库巴的经济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依附于每年随季节涌入 的大约15，000名旅游者和登山者。那些学习过登山和高空作业的夏尔巴人--特别是那 些曾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得到极高荣誉。而成为攀登能手的夏尔巴 人也随时面临丧命的危险：从1922年7名夏尔巴人在英国人的第二次探险活动中死于雪崩起，超出正常比例数目的夏尔巴人已在穆朗玛峰丧命一一共53人。事实上，他们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除危险之外，夏尔巴人之间为争夺探险队中12至18 个位置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那些为 6个位置而竞争的优秀登山者往往能在两个月中得到l，460美元到2，500美元的报酬。这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仅为160美元的贫困国家是个诱人的数目。
为满足日益增加的西方登山者和旅游者的需要，新建的小旅馆和茶馆在库巴境内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但在纳姆城，新建筑尤为醒目。在前往纳姆城的路上，我超过了无数个背着从低地树林刚刚砍伐下来的木材赶路的挑山工。每根木材超过100磅--他们在榨取自己的血汗去换取每日 3美元的报酬。
很久以前曾到过库巴的观光者为旅游热及其给这片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所带来的变化感 到悲伤。整个峡谷的树木被砍倒做了燃料。聚集在纳姆城理发馆的青年们大多穿着牛仔裤和芝加哥公牛队的T恤衫而不是做工精致的传统长袍。家庭成员习惯于在夜晚挤在录象 机前观看施瓦辛格的最新动作片。
库巴文化的诸多变化不完全是件好事，但我却从未听到过夏尔巴人对此的哀叹。旅游者 和登山者带来了硬通货，以及由他们支持的国际扶贫组织的基金为纳姆城和其它村子盖 起了学校和医院，降低了出生死亡率，建起了人行天桥和水电站。西方人对库巴失去往 日那种简单而如画生活的痛惜，反而确有些施恩者的味道了。生活在这片崎呕乡村的大多数人都不想与现代社会或者人类进程割断联系。夏尔巴人最不愿做的事就是被封存在人类学的博物馆里。
一名强壮的、事先已适应了高海拔的行路人可在2至 3天的时间里走完从卢克拉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路程。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刚刚从海平面来到这里，所以霍尔让我们用慢吞吞的步伐前进，用这段时间适应渐渐稀薄的空气。我们每天行走最多不超过三四个小时，在以后的日子里，霍尔的行程计划安排我们进一步适应高海拔气候。4月3 日，我们继续前往大本营的行程。在离开村子20分钟后，我俯身山下，看到一幅激动人心的画面。 脚下2，000英尺处，杜德科西河像一道银色锁链在四周的岩石上切开一道深深的缝隙。 在l，000英尺的上空，巨大的阿玛丹拉山的钉子状阴影像魔鬼一样笼罩在峡谷上空。在更高的1，Q00 英尺处是掩藏在身后高耸人云的珠穆朗玛雪峰。像通常见到的景象一样，一缕冷凝的空气像结冰的烟雾从山顶流下。
我大概用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注视着山峰，尽量设想站在狂风凛冽的顶峰会是什么情景。虽然我曾攀登过上百座山峰，但对于珠穆朗玛峰，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描述她的神奇。峰顶看上去是那样寒冷、高耸和遥不可及。我感到我仿佛在前往月球的旅途中。当我转身继续前行时，我的情绪在不安的猜测和巨大的幸福中稍稍有些安定。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库巴最大、最重要的腾巴车佛教寺院。车巴--一个刚刚作为大本营厨师参加我们探险队的幽默而体贴的夏尔巴人邀请我们拜见"首领"--"全尼泊尔喇嘛的首领，"车巴解释道："一个非常神圣的人。他昨天才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真想--在过去的3个月中他没有说过话。我们将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这是很吉利的。" 我、道格还有洛每人给了车巴100个卢比(大约两美元)去买仪式用的哈达--一种敬献给"首领"的白色丝带。然后我们脱了鞋，由车巴引导来到寺后面一问狭小但通风的房间。
一个矮小、头顶发亮的胖乎乎的男人盘腿坐在织锦的枕头上，身上裹着勃良第红葡萄酒 颜色的长袍。车巴谦卑地鞠躬，用夏尔巴语和他简单耳语了两句，然后示意我们走上前 来。"首领"一边轮流为我们祈祷，一边将我们买的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事后他幸福地微笑着，给我们让茶。 "你们应该戴着这条哈达到山顶去，"车巴用神圣的声音告诉我们，"这将取悦上苍，保佑你们平安。"
我们不知在这位神灵般的人物、这位古代著名喇嘛的转世面前如何举止，我唯恐无意识 地举动而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当我吁着茶感到烦躁不安时，"首领"从邻近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大大的、装饰华丽的书，然后递给了我。我在我的脏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紧张地翻开书。这是本影集。从影集上看，这位"首领"最近首次访问了美国。这本影集是他此行的一些快照：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航空航天博物馆前的留影；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码头的留影。 "首领"开心地笑着，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的两张照片是他和影星里查德·吉尔及作家西格尔的合影。

智慧树

行程的6天中我们如临仙境。小径引导我们穿过成片的落叶松、矮矮的白禅树、松树和杜鹃等植物，雷鸣的瀑布、迷人的石头花园和涓涓的纫流。地平线上挤满我从孩提时代起就阅读的那些高峰。我们大部分工具都由牦牛和挑山工承担，我的背包里只剩下一件夹克、一些糖果和一架照相机，轻装前进的悠然步伐使我享受到了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乐趣 ，我如坠梦境--但这种陶醉感始终不能持续。我还是想起我们的目的地。闪现在脑海中的珠穆朗玛峰的阴影很快使我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
我们都以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不时在路边的茶馆小恬，或与过路人攀谈几句。我发现我 常与邮政工人道格·汉森和罗布·霍尔的中级向导安迪·哈里斯为伍。安迪--被罗布和他的新西兰朋友称为"赫罗德"的是一个高大健壮的青年。他有一张香烟广告上常出现的英俊而粗犷的脸。在冬天，他被聘作抢手的直升飞机滑雪向导。在夏天，他为在南极洲做地形勘测的科学家工作，或护送顾客攀登新西兰的南部高峰。
当我们沿路前行时，安迪兴致勃勃地讲起和他同居的女人，一个名字叫作菲奥娜·麦富 森的医生。当我们在岩石上休息时，他掏出一张菲奥娜的照片让我看。她高大，留一头 金色的长发，看上去像运动员。安迪说他和奥娜正在昆士兰州外的山丘上建造一所房子。当正在为房子忙得不亦乐乎的安迪接到罗布首次让他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邀请时，安迪承认，他的感情是喜忧参半的："离开菲和房子真是件痛苦的事。你知道，我们刚刚上好房顶。但你又怎么能拒绝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机会呢?特别是当你有机会在罗布· 霍尔这样的人身边工作时。"
虽然安迪以前从未到过珠穆朗玛峰，但他对喜马拉雅山并不陌生。在1985年，他攀登了海拔21，927英尺的难度很大的乔布奇峰。此山位于珠峰西侧30英里的地方。 1994年秋天，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菲舍诊所工作。菲舍是一个小村子，位于海拔14，000英尺处、那里风力强劲。我们后来在这里度过了4月4日和5日两个晚上。
这个诊所是由名为喜马拉雅救援组织的基金会赞助的。诊所主要致力于治疗高山反应引 起的疾病(也为当地的夏尔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向旅游者普及攀登过快和过猛所隐伏的危险。1973年4名日本旅游者由于高山疾病而在附近地区死亡后建立了这个诊所。在诊所成立前，高山病夺走每500名穿越菲舍的游客中的一至两人的生命。在我们到达菲舍的时候，乐观的美国律师劳拉·齐默正在和她的医生丈夫吉姆·里齐在只有4个房间的诊所里忙碌着。和他们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名叫拉里· 希尔弗。劳拉强调说，这个惊人的死亡率并不包括攀登事故；受害者都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普通游客"。
现在，由于普及宣传和诊所义务人员提供的紧急救护，死亡率己被降至每30，000旅游者中不足一人。虽然像劳拉·齐默这样的西方人在菲舍诊所的工作是无偿的，并要自行负担往返尼泊尔的旅费，但这一光荣的岗位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1990年，当霍尔首次攀登珠峰时，诊所由出色而自信的新西兰医生简·阿诺德主持。霍尔在上山路经菲舍时遇到了她。霍尔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了。"我问简，等我从珠峰下来后 ，她是否能和我一道出去，"当我们在这个村子度过第一个夜晚时，霍尔回忆道。"我们的第一个约会是去阿拉斯加共同攀登麦金利峰。她说好吧?"他们两年后结婚。 199 3年，简·阿诺德和霍尔一同登上珠峰顶。1994年和 1995年，她到大本营做队医。若不是阿诺德怀着她和霍尔的第一个孩子已经7个多月，她今年会重返大本营的。
星期四是我们在菲舍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晚饭过后，劳拉·齐默和吉姆·里齐邀请霍尔 、哈里斯和我们的大本营总管海伦·威尔顿到诊所喝上一杯并且聊聊天。在那晚的谈话 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攀登的危险性和向导攀登珠峰上。里奇还清楚地记得谈话 的内容：霍尔、哈里斯和里奇都同意，一场殃及许多顾客的灾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刚刚在前年春天从西藏一侧攀登了珠峰的里齐回亿说，"罗布的感觉是厄运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担心的是 '不得不去救助其它的队伍'，而当灾难真的降临，他肯定会是发生在最危险的山顶的北面一侧"，--即西藏一侧。
4月6日星期六，从菲舍上行几小时，我们到达了库巴冰河的底部，一条从珠峰南侧伸下来的12英里长的冰河。我希望这条路能成为我们通向峰顶的通道。在海拔16，000英尺处，我们告别了最后一抹绿色。20个在冰河的堆石上肃穆排列着的碑俯视着迷雾笼罩的山谷。这些墓碑，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夏尔巴人。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生活在荒凉而单调的岩石和风雪的世界里。虽然我步履缓慢，但还是感到了高海拔的影响。我开始头重脚轻和气喘吁吁起来。
这里大部分的路还是被一人多高的冬天的积雪覆盖着。当积雪在下午的阳光下融化的时 候，牦牛的蹄子踏在松动的冰壳上，牲口们打着滚儿。发着牢骚的牦牛把式拍打着他们 的牲口向前赶路。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洛布杰村，并找到一处可以躲避风寒的狭窄而 肮脏的小木屋。
在靠近库巴冰河边缘的地方，挤着几间摇摇欲坠的低矮建筑。这里住满了夏尔巴人、来 自十多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德国旅游者和成群的牦牛。他们都是赶往从山谷向上还有一 天路程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霍尔说，这种等待是由于不常见的厚厚的积雪造成的。直到昨天，还没有牦牛能越过冰雪到达大本营。村子里的木屋已被人们住满 。在几块未被雪覆盖的土地上，并排挤着许多帐篷。从下面山丘上来的衣衫褴褛的为各登山队挑运行李的挑山工就露宿在周围山坡上的山洞里和巨砾下面。
村里的二四个石头茅坑已是粪便四溢。厕所如此让人难以忍受，以至于夏尔巴人和西方 人都在露天的空地上方便起来。一堆堆散发着恶臭的人粪到处都是。
我们居住的木屋里放着两层可供30多人使用的木台子。我在上面的一层找到了一张空床位。我尽可能将跳蚤从布满灰尘的床垫上抖落，然后把我的睡袋铺在了上面。在附近靠墙的地方有一只靠燃烧干牦牛粪供热的小铁炉子。当气温在太阳落山后降到结冰点以下时，挑山工们便从寒夜中拥到炉子旁取暖。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牦牛粪也不能充分燃烧，所以在这个位于海拔16，200英尺上的氧气不足的小木屋里充满了浓密而刺鼻的烟雾，就好像将烧柴油的汽车的尾气管直通到了屋里。那一夜，我由于两次止不住的咳嗽而不得不跑到屋外呼吸空气。早晨，我的双眼刺痛而且布满血丝，鼻孔里堵着黑色的烟灰。从此我还患上了伴随我整个攀登过程的干咳症。
罗布计划让我们在洛布杰花一天的时间适应气候，然后完成到大本营的最后六七英里的 路程。我们登山队的夏尔巴人已在几天前到达了大本营，以便为我们整理好营地并在珠 峰下部的山坡上开辟一条路线。然而在4月7日晚上，一个人带着从大本营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洛布杰：罗布雇佣的年轻夏尔巴人丹增掉入了冰河裂缝中15 0英尺的地方。另外4名夏尔巴人已将他拖了出来，但他伤势很重，可能跌断了大腿骨。面如死灰的罗布宣布，他将和麦克·格鲁姆在黎明时分赶往大本营以帮助救护丹增。“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他继续说道，"剩下的人必须呆在洛布杰，直到情况得到控制 ”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当时丹增正和另外4名夏尔巴人在一号营地之上的库巴冰河较平缓的一段上勘察路线。5 个人很明智地排成了一列，但却没有使用绳索--这是严重违反攀 登规则的做法。丹增紧紧跟在4人身后，即使当他踩上那块掩盖着裂缝的冰块时，也是踩在前一个人的足迹上。他还未来得及呼救，就已像石头般坠人冰河腹中。
在海拔20，500英尺处，直升飞机救援困难重重。稀薄的空气无法为直升机的螺旋桨提供着陆和起飞所需的足够支持力，甚至飞机在空中盘旋都是危险的。基于这种情况，在从库巴冰河至大本营这段垂直距离为3，000英尺的路程中，丹增必须由人力护送，而这段路程又是整个登山路线中最陡峭、最危险的一段。将丹增活着送到山下需要群策群力。
罗布一贯牵挂为他工作的夏尔巴人的安危。在我们小组离开加德满都之前，他让我们全 体就座，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严肃的有关如何向我们的夏尔巴队友表示感激和尊重的课 。"我们雇来的夏尔巴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告诉我们，"他们辛勤工作只是为了 赚取在我们西方人眼中为数不多的报酬。我希望你们记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没有 任何可以爬珠穆朗玛峰的可能。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夏尔巴兄弟的帮助，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攀登珠峰。"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罗布提到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探险队领队对他们的夏尔巴雇员 漠不关心的做法是应受到指责的。在1995年，一名年轻的夏尔巴人葬身珠穆朗玛峰。罗布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夏尔巴人"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情况下被允许攀登高山。我认为阻止类似事件发生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责任。"
去年，一个美国向导探险队雇用了一个叫卡米的夏尔巴男孩帮厨。这个二十一二岁、身 体健壮且雄心勃勃的男孩请求美国人允许他以一名夏尔巴攀登者的身份在高空工作。虽 然卡米没有任何攀登经验，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但为了答谢他的热情和奉献精神 ，几个星期后，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从22，000英尺到25，000英尺处的常规路线是一道名为"霍泽之脸"的陡峭而危险的冰 坡。作为一种安全保护，探险队通常在冰坡上由下至上系一系列的绳索。攀登者在攀登 时应在自己和固定的绳索之间系一条安全链。卡米，这个年轻、过分自信而又缺乏经验 的男孩认为系链于绳索之上的做法大可不必。一天下午，当他背着担子攀登"霍泽之脸 "的时候，他在石头般坚硬的冰面上失手坠入了2，000 英尺深的山底。
我的队友福兰克.菲施贝克当时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 1995年，他在第3次爬珠峰的尝试中参加了这支雇佣了卡米的美国探险队。当时福兰克正在"霍泽之脸"的顶部沿绳索攀登。他用颤抖的声音回忆说："当我们向上看时，一个人头朝下翻滚下来。他尖叫着从我身边擦过，留下一道血光。"
一些登山者迅速赶到谷底卡米落地的地方，他已经由于坠落过程中受大面积外伤而死亡。卡米的尸体被抬到大本营。按佛教传统，他的朋友们为他的尸体供食三天。当卡米的尸体被火焰吞没的时候，他的母亲悲痛欲绝，一头撞在了坚硬的石头上。
4月8日那天，当罗布和麦克匆匆赶往大本营去将丹增活着送下珠穆朗玛峰时，卡米的影子始终闪现在罗布的脑海中。

智慧树

第五章
穿过幻想谷冰峰，我们到达了乱石丛生的如圆形剧场舞台的答底。……在这里(冰布)像库巴冰河一样，突然向南流去。我们将大本营扎在海拔17，800英尺处的侧面冰渍上。冰磕构成了冰布转弯处的外边缘。巨石为环境平添了一份坚固的感觉，而脚下滚动的碎石却打破了这一印象。人们所能看到、感觉到和听到的只有冰布、冰砖、雪崩和寒冷。这是人类无法生存的世界。没有流水，没有生命--只有毁灭和腐烂…-·而在征服山峰之前的几个月中，这里将是我们的家。
—— 托马斯·霍恩宾 摘自《珠穆朗玛峰：西坡》
4月8日，当天色刚刚暗下来时，安迪的手提式无线电在洛布杰木屋外吱吱咯咯地响了 起来。罗布从大本营发来了好消息。35名来自几个不同探险队的夏尔巴人用了一天的时 间将丹增送下山去。他们将丹增捆在一个铝制梯子上，通过放绳索、拉绳索和传送的方 式将丹增送下冰川。现在丹增正在大本营休息。如果天气允许，一架直升飞机将于日出 时将他送至加德满都的医院。电话里听出罗布松了一口气。他指示我们在清晨离开洛布 杰，由我们自己赶往大本营。
听到丹增平安的消息，我们这些顾客也感到十分欣慰。而更今我们感到解脱的是我们即 将离开洛布杰。约翰和洛由于不洁的环境而患上了某种消化道疾病。海伦，我们的大本 营主管，患上了一种高海拔引起的顽固的头痛病。而我的干咳由于在浓烟弥漫的小木屋度过了第二个夜晚后也大大地加重了。
由于浓烟的原因，在即将度过第3个夜晚时，我决定逃离这烟熏火燎的木屋而搬到露天搭起的帐篷里。这个帐篷是由于罗布和麦克匆匆赶往大本营而腾出的。安迪选择与我同住。在半夜两点钟时，睡在我身旁的安迪突然坐起来，发出阵阵的呻吟声。"嗨，赫罗德 ，"我躺在睡袋里问道："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晚饭吃的什么东西有些不对劲。"过了一会儿，安迪拼命地拉开关着的帐篷门，费力地将头和身体伸到门外，然后呕吐起来。当呕吐停止后，他一动不动地蹲了几分钟，一半身体露在帐篷外。而后他突然跳起，急速跑出几米远，猛拉下裤子，发出一阵响亮的腹泻声。接下来的整个夜晚，他都呆在寒冷的露天里，尽情地倾泻着肠胃系统里的杂质。
清晨，虚弱的安迪处于脱水状态。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海伦建议安迪在体力恢复之 前，先留在洛布杰。安迪对此建议不予考虑。"我说什么也不能再在这粪堆里过夜了， "他将脑袋放在两腿之间，一脸的苦相。"我今天要和你们一起去大本营。爬我也要爬过去。"
上午9点钟以前，我们收拾好行装，准备上路。当其他队员轻快地走在路上时，我和海伦陪安迪走在后面。安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迈开脚步。他一次次地停下来，弓着背， 将全身支撑在滑雪杖上喘气，然后又鼓足劲儿挣扎着前行。前进的路线沿库巴冰河侧面 冰渍上的石块跌落了几英里后落在冰河上。灰烬、粗糙的碎石和花岗石覆盖着大部分冰 面，但时常有一块块半透明的、泛着绢素玛淄光泽的冰面裸露出来。融化的雪水沿无数 条地表和地下的河道奔泻下来，在冰河上发出幽灵般的隆隆回响。
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到一排各自独立的雪峰面前。最高的幻想谷高达100英尺。在强烈的太阳光线的照射下，这些闪耀着花纹的雪峰犹如茫茫碎石中伸出的鲨鱼牙齿。曾多次到过这里的海伦告诉我们，我们已接近了目的地。又过了两英里之后，冰河突然向东转去。当我们沉重而缓慢地走上一个长长的山坡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由尼龙圆顶组成的色彩斑澜的城市。300多个容纳了来自14个探险队的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 帐篷点缀在乱石丛中的冰雪中。我们用了20分钟才在杂乱的聚居地中找到我们的营地。 当我们爬上最后一段起伏的小路，罗布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欢迎到达珠穆朗玛峰 大本营。"他咧嘴笑着。此时，我手腕上的高度计显示出17，600 英尺。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我们的"家"就在这个特殊的村子里，而村子坐落在由群山环绕而成的天然圆形剧场中。营地上面的悬崖被悬挂着的冰河覆盖着；那上面每时每刻都有断裂的冰雪轰鸣而下。向东15英里的地方，夹在纳布泽和珠穆朗玛峰西侧山肩之间的库巴冰布在一条由冰冻的碎石形成的狭窄缝隙中流淌下来。圆形剧场向南敞开着，所以村 子里面洋溢着阳光。在晴朗、无风的下午，天气暖和得可以在室外穿着T恤。而当太阳坠落到帕默里圆锥形山顶后面的时候，气温直落到十几度。帕默里是紧靠大本营西侧的一座海拔23，507英尺的山峰。夜晚当我躺在帐篷里的时候，轻微的咯吱声和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像小夜曲一样随时提醒着我正躺在一条运动着的冰河上。
与恶劣的环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堆积在探险咨询公司营地旁的充足的衣食给养。这里是 14个被夏尔巴人统称为"队员"或"大人"的西方人和14名夏尔巴人的家。我们的如巨穴般用帆布搭成的大帐篷里摆着一张巨大的石桌，一台立体声设备，一个图书馆和几盏太阳能灯。淋浴是由一条胶皮管和一桶在厨房烧热的水拼凑而成的。每隔几天，牦牛送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依照往日登山队遗留下来的传统，每天早晨，车巴和一个帮厨的小男孩都要进到帐篷里为躺在睡袋里的我们准备好热气腾腾的夏尔巴茶。我曾许多次听说珠穆朗玛峰已被日益增多的人群随便扔拉圾而变为垃圾场。虽然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 里确实是个大垃圾堆，但在最近几年中，这里已成为一个较干净的地方--是继我们离开 纳姆城后所看到的最干净的人类聚居区，而这一变化应归功于商业探险队。
年复一年将顾客带上珠穆朗玛峰的向导们与环境有着一次性观光客所不具备的紧密联系。在1990年，作为罗布 ·霍尔和格里·鲍尔探险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发起了一次将 5吨垃圾从大本营清除的活动。霍尔和他手下的几名向导与加德满都的政府部门合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登山者保持珠穆朗玛峰清洁的政策。到1996年，各探险队除交纳通行费以外，还要交纳4，000美元的保证金。只有当探险队将一定数量的垃圾运回纳姆城和加德满都以后，保证金才能退回给探险队。甚至我们用来从厕所掏粪便的木桶也要被运回。大本营喧闹得如同蚁丘。从某种意义上讲，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所在的院子是整个大本营的政府所在地，因为在山上没有人比霍尔更受人们尊重了。每当有问题发生时，诸如与夏尔巴人的劳资冲突、紧急医务救护或有关攀登策略的重要决定，人们都赶到我们的大帐篷里听取霍尔的建议，而霍尔也总是慷慨地为那些与他争夺顾客的对手献出多年积累的经验。
在1995年，费希尔成功地向导攀登了一座海拔8，000 米以上的山峰，即位于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地区的海拔26，400英尺的布罗德峰。他曾四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并于1994 年登上山顶，但不是以向导身份。1996年春天，费希尔将首次作为高山向导攀登珠峰。 像霍尔一样，费希尔的探险队有8名成员。他的营地由于一块垂下来的像房子般大小的花岗岩上面写着"星座咖啡屋"的招牌而显得十分醒目。从我们的营地顺冰河向下走5分钟便可到达费希尔的营地。
各式各样的以攀登世界屋脊为事业的男人和女人们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业内人士俱乐部。费希尔和霍尔虽是生意上的对手，但又是在高空狭路相逢的弟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认为彼此是朋友。费希尔和霍尔于80年代在俄罗斯的帕米尔相识。而后在1989年和1994年他们在珠峰上的彼此的公司里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曾计划在1996年向导各自的顾客登珠穆朗玛峰后合力征服位于尼泊尔中部的攀登难度很高的海拔26，781英尺的马纳斯卢峰。
费希尔和霍尔的关系早在1992年当他们邂逅在世界第2高峰乔戈里峰的时候就得到了巩固。当时霍尔正同他的朋友、生意伙伴格里·鲍尔攀登乔戈里峰，而费希尔正同另一名出色的美国登山者埃德·维尔斯特尔斯共同攀登。当他们顶着咆哮的暴风雪从峰顶下来的时候，费希尔、维尔斯特尔斯和另一名美国人查理·梅兹，遇到了正在面对失去知觉的鲍尔和不知所措的霍尔。当时鲍尔正在发作一种危及生命的高山病而不能行动。费希尔 、维尔斯特尔斯和梅兹帮助霍尔在暴风雪中将鲍尔拖下雪浪翻滚碰撞的山坡，挽救了鲍尔的生命。(一年后，鲍尔在杜拉吉里的山坡上死于同样的疾病。)
费希尔是一个魁伟、外向、扎着一条金色马尾辫，有着过盛精力的人。当他还是新泽西 州巴斯亭山脊中学的一名 14岁学生时，费希尔偶然地收看了一个有关登山的电视节目， 并着了迷。第二年的夏天，他专程赶到怀俄明，报名参加了全国户外指导学校(N015)主 办的野外训练课程。等到高中毕业以后，费希尔永久性地搬到了西部，在N015找了一份做季节性教员的工作，从此义无反顾地选择攀登作为他的职业。
在18岁的费希尔为N015工作期间，他爱上了一名叫珍妮·普赖斯的女学生。他们7年后结婚，在西雅图安家，并有了两个孩子--安迪和凯蒂·罗斯(当斯科特在1996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两个孩子分别是9岁和5岁)。普赖斯后来获得商业驾驶员的执照，成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名机长--一份受人尊敬而且收入颇丰的可供费希尔进行职业登山的工作。她的收入还使费希尔能够在1984年成立了"疯狂山峰"公司。
如果说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反映了他系统而谨慎的攀登作风，疯狂山峰公司则是费希尔 个人风格的准确写照。费希尔早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形成了一种孤注一掷的登山风格。 在他整个登山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早年的登山岁月中，费希尔逃脱了一系列在正常情况 下足以使他丧命的意外事故。
至少在怀俄明约基米蒂国家公园攀岩时发生的两次意外中，费希尔是从80英尺的高处坠落到地面的。
当他以中级教员身份在风河岭进行的一次N015课程工作时，他在没系安全绳索的情况下坠落70英尺，跌入了冰河的裂缝底部。然而他的最可怕的一次失足发生在当他还是攀冰初学者的时候：尽管缺乏经验，费希尔还是决定首次攀登位于犹他州普罗沃峡谷的"婚纱瀑布"这个难度很大的结冰瀑布。当费希尔与另两名攀登老手在冰面上展开较量时，他在100英尺高的冰层失手，坠落到地面。
让那些目睹这一意外事故的围观者感到惊奇的是，费希尔竞自己站了起来，带着不很严 重的外伤走开了。然而在他漫长的坠落过程中，一个管状的冰凿刺穿了他的小腿。当他 在空中将冰凿拉出来的时候，冰凿带出了一串肌肉组织，并在他的左腿上留下了一个铅 笔粗细的洞。费希尔认为没有必要为这样一个小外伤而浪费他有限的资金，所以在以后 的6个月中他就带着这个未包扎的、化脓的伤口继续攀登。15年以后，费希尔骄傲地向我展示了那次坠落留下的永久伤痕：一对闪亮的、硬币大小的疤痕像括号一样将他的根腿括在中间。
"斯科特可以让自己超越任何生理极限，"唐·被得森回忆道。这位著名的美国登山家在费希尔从“婚纱瀑布”失手坠落后不久遇到了他。被得森后来成为费希尔的良师益友。在尔后的20年中，他断断续续地同费希尔共同攀登。"他的意志惊人。他不在乎吃了多少苦--他总是无视痛苦而勇往直前。他不是那种因为脚痛就打退堂鼓的人。
"斯科特想成为伟大的登山者，世界上最出色的登山者中的一员。我记得在N015总部有 一个简陋的健身房。斯科特定期到健身房锻炼身体。他练得如此刻苦，以至于常常呕吐 起来。人们很少能遇到具有这种毅力的人。" 人们被费希尔的精力和慷慨，单纯和近乎 孩子般的热情吸引着。虽然他鲁莽而不好自省，但费希尔善于社交和具有吸引力的个性 还是很快为他赢得了许多挚友；成百的人们，包括那些与他只有一二次交往的人们，都 把他当作知己。健身器造就的体形和影星般轮廓清晰的面容使他看上去与众不同的英俊。在被他吸引的人群当中也不乏异性，而他对这种关注也并非视而不见。
费希尔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的人。他大量吸食大麻 (但工作时不用)，而且饮酒过度。疯狂山峰公司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小屋是斯科特的秘密俱乐部：把孩子哄上床以后，他喜欢和他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边轮流吸着烟斗，边看记录了他们攀登山峰伟绩的幻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