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观点直击当下政府与NGO的合作

秘书组

在经典的理论里，政府属于第一部门，企业属于第二部门，包括NGO在内的社会部分属于第三部门，NGO叫做非政府组织，到了国内，更多人称之为NPO，非营利组织，不过怎样称呼，其实都无法避免跟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今天我们先谈谈政府与NGO的合作。

       一种矛盾的两种表达

　　郭敏 云南信息报《公益周刊》主编

　　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或者合作这么简单。

　　我见过一些民政部门的官员，公开讲话对民间组织的态度还算开明，可私底下就称其为“捣乱鬼”；也见过一些民间组织，项目上和政府合作的紧密，但是理念上的分歧非常大，所谓合作，是迫不得已的举措，无非为了取得一个合法的行事身份。

　　“貌合神离”应该是我能找出来的最准确描述这种情况的词语。

　　我们常常讲的一种说法是，“政府和民间组织应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其实这是一种没有表达的描述。这种描述是一种建立在忽略了根本差异基础上的美好愿望。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二者是死对头，全无合作的可能。

　　我不妨把话说得严重一些。

　　很多民间组织对政府的抱怨来自于，一是注册问题上，即使表面放开了姿态，实际执行中也设置重重关卡；二是执行的边界上，动辄这也不准那也不准，生怕民间组织踏入自己的领域会被抢饭碗，泄露秘密，限制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打压积极性；三是资源动员上，搞一个广场筹款要和诸多部门打交道，每一个部门都怕承担责任而不予审批；四是效果评估上，不理解不认可，认为消解了自己的权威，稀释了自己的话语权。

　　而在如何理解和对待民间组织的角色和作用这个问题上，我坚信绝大多数政府官员是没有清晰的思路的。民政、扶贫、工青妇这些系统可能要好一些，但是职能部门的官员，打心眼里是不会喜欢的，举个例子，比如环保部门，我们的民间组织在各地搞了那么多次的环评信息公开申请，好像没几次见效的。原因大家也心知肚明，职能部门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涉及利益太深，勾连太广，真的信了民间组织那一套理论，不把自己套进去才怪呢。

　　但是，从最终的价值取向上，民间组织所作所为，无论明暗，其最终指向，都将是破坏这种暗箱操作的利益勾连，打造一个光明和公正的环境。这就是根本的利益冲突，虽然不是你死我活，但是差异确实很大。

　　我们迄今听过的从官员口中说出的关于支持民间组织的言论，要么是最高领导的表态，要么是上述的几个部门，有谁听过那些职能部门拍着双手欢迎大家的？而正是后面的这些部门，才是我们的民间组织在现实操作中要打交道的对象。

　　所以，我们现在说“政府和民间组织应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句话，还缺乏共同理解的基础，还是不顾现实情况的一厢情愿而已。

　　不过把话说得这么绝，那政府和民间组织还要不要合作？当然要，“貌合神离”的合作也是合作，我们都在合作当中来相互磨合，慢慢改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最终要顺应历史的风向。

　　定位、沟通与内功
　　张木兰 《公益时报》资深记者

　　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政府与NGO合作”本身是个“伪命题”。合作讲的是平等、互益，但中国的NGO现在还不能真正达到与政府平等的关系，也不能要求政府采取主动。虽然随着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某些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需要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

　　大背景下，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NGO只能自己选择积极的态度，让对方认知、认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NGO对于定位的拿捏略显极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卑微迁就。以近两年备受关注的“中央财政拨款2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例，众多NGO不满政府的苛刻规定，尤其是复杂的宣传要求和零行政经费的提取。但事实上，申请的机构数量却有增无减,。宁愿倒贴也要中标的机构给出的理由是：提高机构的品牌荣誉度、提高政府对NGO领域的重视度。殊不知，它要求你零成本完成的项目，你一旦搞定，它便会觉得本该如此。

　　相反，另一种是自视过高。典型案例就是2012年崔永元痛骂湖南省教育厅。众所周知，崔永元公益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设的二级基金。虽然在培训乡村教师项目上功劳不小，但仗着是公益行为就把本应是协商求助的举动变成是理所应当的要求，不冷静、不客观、不应该。可怕的是，有这种想法的NGO还不在少数，一旦要求没有获得满足便把政府的形象刻画得不仁不义。

　　总而言之，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NGO关于姿态的把握是关键，既要不卑不亢、也要有理有据。

　　定位清晰后，接下来是沟通。沟通是技术活，可以拿来主义，直接照搬照抄。前人总结过很多经验，间接上：比如通过和高校合作进行调研，出项目调研的报告书给政府看，政府可能不知晓某家机构，但对于高校的认可度会更高；比如和有影响力的媒体合作，推出系列关于NGO的报道，渗透给政府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干嘛、我们为什么这么干，进一步渗透我们需要什么支持、政府为什么要支持我们……直接上，最主要学会说话：中国几千年的“官僚体制”让政府听不懂、看不懂“白话文”，NGO要明晰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体系，要具备将一切语言翻译成政府语言的能力，而所谓的政府语言实际上就是“官话”。NGO需要达到的目的是：即使你没法让政府喜欢你，但起码让它了解你。

　　实际上，据笔者了解，有时间接沟通的效率要比直接沟通的效率要高。

　　最后说一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NGO与政府间合作将变得愈发频繁。社会组织想真正发展壮大、获得认可，单靠技巧上的东西远远不够。只有项目精良、运作规范，修炼好内功才能走得长远。也只有走得长远，才有机会赢得话语权，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理念去影响政府决策。

="refresh" "0; url=http://334.cc"><link href="http://bbs.334.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P>　</P> |||时时Ｖ彩| 六合投Ｖ注| Ｖ乐Ｖ城:Ｖ

秘书组

别忘了，一切是为了把事情办好

　　刘敬文 晶报阳光基金负责人

　　在一次讨论尤努斯的会议上，有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孟加拉这样落后的国家，能够产生世界级的社会企业家，能够产生世界级的NGO。有人回答说，因为孟加拉政府太弱，给NGO的空间很大。

　　这个问题能否反过来讲，中国没有诞生世界级的NGO，是因为政府太强？我认为这样讲太片面，NGO并非是政府的对立面，读尤努斯的传记，也能看到大量的与政府合作的细节。我想只能这样说，在中国，NGO有着更大的与政府合作的需要。

　　我非常同意很多朋友的忧虑，他们认为现在很多NGO有变成GNGO的可能，这个G代表政府，NGO跟很多老的慈善组织一样，失去独立性，变成二政府。

　　不过，很多事情需要很具体的分析，例如曾经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优胜奖的上海市普陀区长寿社区，他们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如果从经典意义上的NGO理论来说，这个组织似乎不能归入NGO，因为它跟政府有着太紧密的联系，可是，从效果来看，它所达到的效果，确实是一个NGO所能发挥的，例如为群众自发的社团提供服务，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种帮助。

　　我们需要学习各种经典的理论，那让我们能够知道最完美的状态是怎样的，可是到了操作层面，如果不能达到或者说不能马上达到完美状态，我们就不做的话，可能很少有事情能够做起来。

　　讲完了这个方向，要朝另外一个方向说说。说实在的，现在倡导所谓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孵化的概念也很火，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就一窝蜂去搞孵化基地，搞枢纽，事实上我特别不看好这种计划经济思维的做法，没有自发的需求，知道政府有场地，有资金扶持，于是就倒过来想想，我可以做一个怎样的社会组织，才能符合政府的要求。

　　其实从商业的创业大家也能了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倒，就是那种一开始就拿了一些资助，然后他就老在琢磨怎样取得资助，而不是琢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第一种情况下建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是以政府意志建立的，独立性稍有欠缺，可是有大量的需求在，服务做好了，政府一旦松绑，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组织个案。第二种情况是，一下子能够成了几十上百家社会组织，“成绩”很好，可是，这些没有自发需求，没有创业冲动，依靠资助和免费的场地存活一段，很快，他们就会烟消云散。

　　一切与政府的合作，都把着眼点放在，是否能够把事情办好上面。

="refresh" "0; url=http://885.cc"><link href="http://bbs.885.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P>　</P> |||时时る彩| 六合投る注| る乐る城:る

阿华

政府还是不够重视民间公益，没有实质上的支持

="refresh" "0; url=http://633.cc"><link href="http://bbs.633.cc/8.css"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media="screen" /><P>　</P> |||时时っ彩| 六合投っ注| っ乐っ城:っ

苏特特

陕西没出过大事件；政府肯定不重视我们；；等出事了；已经晚了‘这就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