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区中的志愿者服务

风行天下

      100多年以前，法国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时悉心观察了美国人参与乡镇社区义务劳动后，做出如下描述：他们热爱、关心自己的乡镇，把自己的抱负都投到乡镇上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着去管理社区，并体会到社区这种组织形式的种种好处，对义务服务的性质形成明确和切合实际的理念。他回到法国后，写下了洋洋数十万字的传世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在这本书中，他对于美国社会做了一个结论美国是一个义工的国家。
　　在我没有去美国之前，我对美国人的志愿服务虽有耳闻，但缺乏深度了解。现在离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美国社会也早已从农业社会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都市。在现代化都市中，她的公益精神是否依然存在？1997年至1999年，我随先生前往中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居住了3年。在此期间搬过一次家，使我有机会感受不同社区的社区文化，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社区居民热心为社区服务的精神。不论是在我居住过的上西区（Upper West Side，隶属曼哈顿第7社区），还是在我搬家后居住的茉莉小丘社区（Murray Hill，隶属曼哈顿第6社区），居民们都尽自己的能力为社区服务，以至于在美国的报刊上经常出现“Communitarianism”这个词，用来特指社会公益精神。本文将就我的观察、研究谈谈美国社区中的志愿者服务。
　　社区的组织形式决定了志愿者服务的重要性
　　纽约市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它分为5个行政大区，59个社区，现有人口732万。社区的划分每10年进行一次，既照顾地理位置，又顾及人文因素。我曾居住过的曼哈顿区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地，它被分为12个社区，每个社区里都设有社区委员会（Community Board）。社区委员会是美国最基层的行政自治机构，它的经费很少一部分来自来市政府直接拨款，多数由社区自己筹措。据1994年度纽约市财政预算年度报告，纽约市59个社区委员会的预算为960万美元。这笔经费如果摊到每个社区，大约平均只能摊上13万美金，大概只够雇佣2-4位工作人员。
　　纽约市的《城市宪章》对于城市社区的组织机构、权限、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纽约市的社区委员会委员都由市议会议员提名、区长任命，任期两年。区长兼任社区服务顾问团的主席。社区委员会的50个委员必须是所属社区的居民，或是在该社区有生意的人，他们都是能够充分代表该社区各个利益团体的、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最重要的是，所有50名委员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人员”，而社区的日常工作再由这50名委员去聘任社区主任负责管理。社区主任是带薪的，其角色相当于企业的经理。他手下有3-5名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从市政府拨给社区委员会的预算中支出，不足部分社区自己筹措。社区委员会相当于一个企业的董事会，它是社区的最高权力机构，可随时罢免社区主任。所以，美国社区组织机构的权力顺序应该是社区主任对社区委员会负责，社区委员会对社区居民负责，社区居民是对社区事务起决定性作用的人。
　　除了不拿薪水的社区委员会委员以外，社区还设立社区服务顾问团。社区服务顾问团的成员由纽约市各个专业职能部门的代表、市议会中本社区的议员和本社区的居民代表组成，这些人为顾问团服务都属义务性质。
　　正是美国社区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决定了社区的领导工作要由志愿人士来做，社区大量的具体工作也要由社区的志愿人员（volunteer）来完成。所以志愿者服务成为必须并构成了美国社区文化的最重要的特征。
　　学校从小培养孩子“回馈社区”的理念
　　参加社区服务的人大多是社区的居民，他们既可以是来自社区的中小学生、家庭妇女、退休人员，也可以是办公地点设在该社区的企业、机构里的在职人员，还可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愿意为社区服务的人员。社区服务的内容包罗万象去老人服务中心服务、去公立图书馆整理书，也可以去移民学校教新移民英语……
　　我的朋友孙玲玲女士家住纽约上西区。她的女儿张雪泥在康乃迪戈州的一所著名的私立高中上学，这所学校以高质量的教学闻名全美国，是全美升入常春藤大学比例最高的一所中学。每逢寒暑假，这所“重点”中学布置给学生的“作业”只有两项。一是让孩子就任何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写一篇学术报告；另一个就是要求学生去社区义务服务满一定的时间。所以，每到放假的时候，小雪泥总是跟妈妈商量今年去哪里帮忙。她妈妈也会给她提出一些可选择的方案。诸如去老人中心给孤独的老人念小说，去公立图书馆整理图书等等。据雪泥的妈妈介绍，雪泥的学校，对一位学生的评价，学习好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注重对学生的品德培养扩其中能否为社会服务是一项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在校期间，学校就把“社区志愿服务”作为一项固定的“学分”，学生只有在完成要求的学分，拿到社区委负会开具的社区服务证明书，才能毕业。否则，成绩再好，也拿不到毕业证书。
　　据我个人观察，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中学都把能否“回馈社会”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它们经常自诩为是培养“未来领导人”（future leader）和“社会精英”（social elite）的学校。按他们的逻辑推理，“未来领导人”和“社会精英”自然要与“芸芸众生”有所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芸芸众生”是为自己的利益和生活在忙碌，而“未来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必须有为公众利益服务、为社会工作献身的勇气与决心。为了倡导青少年服务社区的杜会风气， 1993年下半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鼓励青少年服务社区。法案中明确规定，凡做满1400小时义工的青少年，美国政府每年奖励其4725美元的奖学金，这笔钱可以用来作为上大学的学费或做职业培训之用，还可用来偿还大学贷款。
　　纽约大学（纽约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社会工作学院将社区服务列为必修课，规定学生一年至少要有600个小时（约75个工作日）的社会服务记录才允许学生毕业。像哈佛、耶鲁等一些常春藤名校，在录取新生时也把“社区志愿服务”作为是否录取的参照标准之一。所以一些旅居美国的华人朋友们的孩子，一上中学就早早地开始为上一个好大学“凑分”。他们的动机暂且不论，但为社区服务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最近有消息传来，小雪泥已经被耶鲁大学录取为以2002届新生，这里既有她个人的天赋、学习成绩的因素，还有她的人品的因素。想起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贵族学校”的学生，有的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料理，你还能指望他成为栋梁之才、为社会作贡献吗？！推而广之，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你又能在哪里找到一所将社区服务作为评判学生素质好坏的学校？

风行天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社区志愿者服务不论背景
　　在国内的一些人眼里，在美国为社区服务的人肯定是既有钱又有闲的人。然而，据我观察，在美国社眨全里从事志愿服务的人士中，有钱、有闲的人是有的，但绝大多数还是有钱、没闲或没钱、有闲，或干脆是没钱也没闲的人。总之，只要你有为公众服务的意愿，谁都可以参加社区服务。
　　我是在一所社区学院里认识比利·菲茨杰拉德先生的。他是美国第四大银行——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的副总裁，他40出头。每周有两个晚上，比利都在社区学院义务教授“银行货币学”。他白天的工作是做银行业务中最复杂、也最具风险性的工作——金融衍生物的买卖，做的是股票期权的交易。一天工作下来，对脑力和体力都是一个考验。然而在他授课的半年时间里，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比利从来没有迟到过。
　　比利的家在长岛。从曼哈顿驱车回家大约需要40分钟，而在社区学院教书的这份志愿工作他已经坚持了4年。想到他每周有两个晚上需在夜里10点以后才能到家，第二天一大早还得往城里赶的情景，使我对毛主席“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的谆谆教导有了更深的体会。
　　一次课间休息，我与比利谈起他不拿报酬、志愿服务的事时，原指望会听他说一些“豪言壮语”，没想到比利的回答简单得让我失望，他只说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后，在我与比利的几次交往中，我了解到，比利从事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竞争也很激烈。他告诉我，每年的夏季休假一过，他的办公室里的同事就有1/3不再露面——要么是被老板炒了鱿鱼，要么是受不了金融界的压力而自动离职。
　　于是我经常在想，如果不是比利从小受到“回馈社会”的素质教育、要在纽约这个物欲横流的环境里“几度春秋、痴心不改”指为社区服务的信念，是一件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在纽约我得到两位老人的帮助
　　在纽约期间，我得到两位老人的帮助，他们义务给我教授英语。一位是人高马大的戴维斯先生，一位是纤细优雅的路易斯女士。戴维斯每周四晚上教我美国口语、英语写作；路易斯每周三上午教我美国文学、历史。他们两人出身、年龄、阅历不同，但均属于衣食无虑的一族。
　　戴维斯先生娶了台湾姑娘做妻子，退伍后，继续在台湾师范大学学习汉语。1970年代末回美国找工作，尽管戴维斯先生汉语水平炉火纯青（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和岳飞的“满江红”他都能琅琅上口），但要想在美国大学里谋一教职绝非易事。美国大学里东亚系有很强的门户之见，在中国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美国却是非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东亚系毕业生，你即使能耐再大也别想进去当教授。戴维斯先生一气之下将所有中文书都烧了，用自己的退伍金炒股，没想到居然发了财。
　　股市上赚的钱足够戴维斯的开销。除了每天上午给券商打打电话、委托交易以外，别的时间都是自己的了。时间一长，戴维斯难免寂寞，不时地想起他酷爱的中国文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离他家就五个街区的路程，他就利用他懂汉语的特长，成立了“戴维斯语言工作室”（实际上只有他一名教师），义务教代表团的外交官夫人们学英语。戴维斯语言工作室对于没有英语底子的中国外交官夫人来说好比“雪中送炭”。在那里培训一段时间后，基本上可以应付日常对话了。而对于英语基础好的人来说，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在那里我学到了正式课堂上学不到的纽约俚语，英语写作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路易斯女士是典型的纽约人（尽管她自己不这样认为）。她的先生在退休前是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她出身于纽约的一户殷实人家，父亲是投资银行家。她大学毕业后就嫁给奥克斯先生，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此后，她就在家相夫教子。家庭经济的富足，使得她没有必要再去为生活奔波，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非常普遍。孩子长大离家后，使路易斯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她最终可以从事自己喜欢干的、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她自告奋勇地为联合国东道主委员会工作，在委员会下属的语言学校义务为各国外交官夫人讲授英语。后来因为联合国经费紧张，该语言班就解散了。路易斯决心将这个班办下去，从此以后每个礼拜三上午，她的家就成了各国外交官夫人聚会的场所。我在那里渡过了在纽约期间最美好的时光。
    9·11事件后，社区志愿者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其他城市的人眼中，纽约人给人的印象并不太好。前任纽约市市长朱里亚尼留给我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以我与纽约人打交道所得的经验，纽约人因“见多识广”，平日里给人以冷漠、傲慢、自以为是的印象。然而，在去年。恐怖事件发生后，纽约人的行动却让全世界的人刮目相看。他们在面临死亡威胁时的“从容不迫”，以及在危机时刻的“休戚与共”。听刚从纽约回来的人告诉我，我在纽约居住的社区里有一家纽约市最大的医院——纽约大学医学院，恐怖事件发生后急需大量血液。于是乎，纽约大学医学院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献血队伍，而且献血者的构成也体现了纽约市人口多族裔的特征，有白种人、黑人、亚裔人、西裔人。当许多献血者看到医院门口挂着的“只要O型血”（Type O Only）的牌子时，大失所望。以我以往对于纽约人的了解，纽约人是比较害怕献血的，害怕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怕伤“元气”，而是因为怕献血感染上爱滋病毒。然而这一次是个例外，全市所有的血站都在很短的时间里纷纷挂出牌子，说明血库已满，让大家不要再排队等候献血了。在组织救助中，除了国民警备队的官兵（纽约市的许多主要路口已由军队把守）、警察等政府雇员发挥作用以外，曼哈顿的许多社区的志愿者纷纷组织起来向遇难者家庭提供援助，如募捐、维护社区治安等等。大家都觉得在这个时刻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的同胞。在社区居住的一位百老汇的演员，看到自己除了捐钱帮不了什么大忙，便站在街头唱了一夜悼唁死者的歌，据她讲，这样做她的心情会好受些。
　　还有，“心理救助热线”在恐怖事件发生前的曼哈顿就有。这个热线是由曼哈顿各个社区的志愿者主持的，意在帮助那些需要心理咨询的人。比如说纽约市妇女遭强暴的心理咨询热线一直以来是妇女在最困难的时候摆脱精神折磨的一种社区救助工具。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曼哈顿的许多家庭失去了亲人，受害者家人日夜都遭受失去亲人的精神折磨。举例说，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纽约市各种职业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消防队员，总数大约超过了300百人。一位在救助世贸大楼大火中牺牲的消防队员的妻子几次打电话给救助人员说，她接到了她丈夫打来的手机电话，称他与另外10名消防队员在废墟中的某一角等待救助。救护小组立即按照这位女士的描述在废墟中仔细寻找，结果怎么也找不到。而那位女士还是声称她又接到了她丈夫的电话。后来，人们发现是因为这位女士不能接受她丈夫已经死亡的事实所产生的幻觉。可见恐怖袭击事件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更难以弥合。因此一条旨在帮助遇难者家属的救助热线（Line for Victim of Crime）就产生了。这条热线由著名的心理学家轮流值班，解答遇难者家属的心理问题。专家们帮助遇难者家属努力恢复自信，接受朋友和社区的帮助。当然，心理救助热线只不过是社区帮助遇难者家庭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别的事例还有许多。最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外州的青年志愿者自己驾车几十个小时，有的甚至从美国的西海岸过来加入纽约市社区的救助活动。只有在危难时刻，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血浓于水”的情感。
　　一座城市最基层的组织是社区，城市的人文精神是由无数个社区的人文精神支撑培育的。更确切地说，是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社区里的普通市民展现给世人的灵魂！纽约之所以成为世界名城，不是因为一、二座摩天大楼给她带来了什么荣耀，也不是它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寡，更不是因为她的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而是因为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社区居民创造的延绵不断、世代相袭的人文精神，而在这璀璨的人文精神中，志愿者服务精神是其中最美丽的一朵奇葩。
　　作者简介：谢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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