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浩荡旧时画 心事浑茫今日书——《绝秦书》散论

发呆呗

单正平

八月中旬，《绝秦书》在西安首发时，我正在渭南大荔县探亲。《绝秦书》写的是关中平原的西府，扶风县绛帐镇。我的祖籍则在关中东府的大荔，属古冯翊，也称同州。大荔北面就是韩城，司马迁故乡也。八月十五日，从大荔北行，酷暑中拜谒太史公。太史公的祠和墓，在韩城市区南十余公里的芝川镇临近黄河的塬上。从太史祠东望，黄河依稀可见。塬下平川里，涺水河两岸，有一望无际碧绿荷叶。山脚下正建造巨型白色群雕，题材是太史公和《史记》里主要角色。从韩城返回西安车上，默念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觉得这千古名训，是人文著述者包括小说家应追求的最高境界。起初拿不定主意如何评议《绝情书》，现在有了切入路径和尺度。

一

可以简单化地把司马迁的“天人之际”理解成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即人与宇宙、自然的相同、相通、相合，以及相对、相异、相斥的复杂关系。具体到《绝秦书》，这个“天人之际”其实就表现为生命遭遇最大危机时人与“天”的关系：人的本能欲望与“天理”的对立与冲突。面对肉身的饥饿与死亡，人当如何选择，如何行动。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司马迁未说如何生，却谈到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两者大体上就是中国死亡哲学的经典表达。 史书上关于饥荒死人的记载汗牛充栋，人相食的惨剧不绝于书，但这种记载都是点到为止，常见词语无非赤地千里，田园荒芜，城郭毁弃，饿殍遍野，人相食，等等。鲜有对饿死乃至人相食的详细叙述，罕见圣贤们深入思考饿死人的问题，艺文作品更甚少以饥饿死亡为表现内容。究其原因，一是历史上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饿死人太多，习以为常，谁会大惊小怪，当然不值得详加叙述。二是饿死乃最低级的被动死，与精神灵魂无关，缺乏意义，轻于鸿毛，无须深入思考，更不值得大书特书。尤其重要的是，饿死者多为穷人，他们无权力也无能力表达饥饿生命体验和饿死的惨状。依孔子的逻辑，未知饱食之乐，焉知饿死之苦！孟子提到“饿其体肤”，不过是把饥饿作为锻炼士人品德意志的手段来谈论，这种饿，离饿死还差得远。从“文化消费”角度看，哭天抢地，悲惨无比的故事场景，向来不能成为大众文艺热衷的表现内容。大众喜欢看帝王将相奢华生活，才子佳人美满姻缘，成功人士辉煌业绩，厌恶贫穷丑恶悲惨的故事景象，此种心理古今皆然，非中国独有。人皆有趋利避害本能，审美活动亦遵循此规律。现在文明进步，食物丰盛，饥饿感已经成了精英人群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的基本指标。当此之际，张浩文大写饿死惨状及人相食的酷烈景象，真是别有意味。

总起来看，比起古希腊哲人和基督教神学对死亡问题的深度思考，我们老祖先谈论、书写死亡都嫌简单。事实上，令人惊心动魄的对饥饿的感觉体验和叙述描述，更多出现于当代文学中，高尔泰，莫言，杨显惠，都是写饥饿的名家高手。张浩文现在也加入这种书写中来了。高尔泰的饥饿书写是诗意的控诉，莫言的饥饿书写是喜剧性的荒诞，杨显惠则力图客观冷静。张浩文呢？他是把饥饿死亡当做宏大史诗来写的。饿死的各种类型，人相食的各种形式，各种动因及其后果，都被他囊括殆尽。

但我以为，张浩文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相食该如何评价？人应该吃人吗？伯夷叔齐饿死不周粟，宋儒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体是儒家君子的伦理节操标准。但普通人呢？普通人面对饥饿，是应该从生物学和动物生存哲学（如野生动物纪录片所持的评价标准）意义上理解、接受人吃人的残酷现实呢，还是应该有更高、更严苛的人的理想与标准？司马迁是把天、人对举的。摆脱自然束缚，接近理想模样的美貌绝伦的人，我们通常称为天人，天仙，所谓惊若天人。身体可以超越自然限制接近于“天”，精神呢？精神上有没有超越凡夫俗子的天人呢？周立功北京读书时期，康有为正在上海办天游书院，他认为地球既在宇宙中，则地球人即是遨游诸天的“天人”。天人即有不受大地约束的绝对自由。当然，1927年辞世升天的康有为没有挨饿的感觉，他不知道两年后北方有大饥荒，更无法认同人相食是不得已的人性之表现。但我想问的是，周克文的“天人之际”何在？他如何理解天——宇宙、自然、生命？如何定义或预设人的标准？本来，书中代表传统礼教文明的周克文和代表现代西方文化影响的周立功，完全可以就饥饿赈灾和死亡问题展开更为充分的思考对话，从而把问题引向深入。但很遗憾，本书于此，未多致意焉。

我不认为以追求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为理由，就可以回避这个严峻问题。因饥饿、仇恨而人相食的惨事，现在基本绝迹了（不排除有精神病患者作出此类疯狂举动），但精神层面的人相食还是在大面积发生——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诅咒谩骂，充斥于网络中，必欲杀思想对手而后快的微博宣示屡见不鲜。精神如同肉体一样，处于极度贫乏饥饿乃至濒临死亡时，也会突破最基本底线，做出文明人无法理解更难以忍受的极端表达。这就是今日中国精神界的现状。我们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吗？暴戾达于极致的精神界的人相食，还要持续下去吗？

二

民国十八年的北方大旱，从长程历史观来看，是宋代以后，北方生态逐渐恶化，文明衰退乃至趋于衰亡过程中最近一个阶段的极端化表现。在那之前，有数不清的天灾人祸；在那之后，更有我们记忆犹新的战争、革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如今关中大地如何了？恶质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村庄溃败消亡，城市恶性膨胀，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张浩文多年前的文章《被劫持的村庄》，写的就是他家乡的溃败。没有对今日关中的高度关注，就没有追溯历史的强烈兴趣。这是张浩文写《绝秦书》的根本动力。

我愿意把《绝秦书》视为一种文学化的历史书写。本质上，它是民国时期关中平原的历史叙事。这个历史叙事的主角是具有象征性的周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最终命运，也就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这样一个缩影，在当代历史著作中罕见。倒是作家于此多有贡献。以家族历史为素材或题材的长篇小说影视作品相当多，而且不乏成功之作。但这些小说影视的历史价值未必有《绝秦书》高。

说起现代历史，无法回避“冲击与回应”这个中西关系模式。毋庸置疑，西方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冲击是决定性的。这种冲击造成的影响，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积极良性的，另一方面是消极恶性的。总体上，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人文学术、宗教信仰等，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良性的。西方祸害中国最大的则有两项：一为各种抽象的主义，由进化论开启的偏执极端的意识形态思潮席卷华夏，影响极为深远，于今未见消歇；二为鸦片，祸及一切社会阶层和全国各个角落，曾一度禁绝，而今死灰复燃。假如我们判断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个进化与退化同时发生的悖论性进程，则退化的外部原因主要就是主义与鸦片。

《绝秦书》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甚少着墨，这与本书叙述的区域有关。偏远西北乡村地区的人们，对现代的主义甚少了解。周立功从北京带回来的新潮思想在周家寨难以落地，遑论生根。“民智未开”，他的启蒙只能以失败告终。值得一提的是，以进化论为先导的各种主义，上世纪20年代虽未能在关中农村落地生根，但各路军阀，却不无高举主义大旗，为其统治一方，互相攻伐，鱼肉百姓，涂炭生灵的恶行，作理不直而气甚壮的辩护。主义之恶，无过于此。《绝秦书》于此着墨不多，作者或许有不得已的考虑也未可知。

但鸦片的威力和能量无所不在。从道光朝开始，就不断有人痛切陈词，愤怒声讨鸦片之害。令人惊讶的是，军阀混战时代直到抗战时期，鸦片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活动中最有信誉的硬通货。从中央军队到地方军阀，从割据势力到土匪黑帮，甚至从伪军到日本鬼子，都把鸦片作为维持生存和战争经费的重要支付手段。一定意义上，鸦片，实际成了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一只看得见的黑手。《绝秦书》对此的描写叙述，前无古人。张浩文把被长期遮蔽的关中鸦片史，如实细致地叙述了出来。我以为这是本书最具历史价值之处。需要分析的是，如小说中已经写明的，关中农民所以弃粮食棉花而种鸦片，是后者收益远高于前者。但鸦片所以值钱，却并非国际市场缺货导致价格飞涨，是国人中的瘾君子对鸦片的需求形成稳定可靠的市场。这是鸦片生产繁荣的根本原因所在。众所周知，学者如刘文典，作家如还珠楼主，军阀如张学良，名媛如陆小曼，都是著名的瘾君子。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已然成为瘾君子国，小小绛帐镇岂能自外于天下潮流！最为奇怪的是，各种主义的倡导者其实并不拒绝鸦片，道理很简单，鸦片可以当金子用，甚至比金子还好使。就此而言，喜欢拿全球化、世界体系理论说事的学者，把烟片的泛滥简单归罪于帝国主义亡我中华的阴谋，把现代中国大规模种植鸦片理解为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控制，实在是过于宏观了。这是喜欢诿过于人、指责别人却从不自照镜子的病态民族主义者的通病。世界各国都有瘾君子，像中国人如此普遍地好这一口，则似乎没有第二国。鸦片为害中国，除了英国人早期带有强制性的输入，后来的严重泛滥，不能不说与本土人文有关。鸦片对中国的祸害为何远胜他国？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遗憾的是，小说于此未有深入。由此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作者对现代历史究竟如何看，他的立场与态度如何？从小说本身看，似乎比较暧昧。

《绝秦书》属于宏大叙事，从绛帐到西安，从北京到上海，从周家寨明德堂到秦岭土匪窝，从军阀营地到西安水市，场面宏阔，细节丰盛，颇有囊括关中民情风习之气概格局。但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仍然是周家寨传统士绅家庭农耕生活诸多习俗细节的描写叙述。这样的历史叙事也符合了当代史学的潮流，即重视本土小历史，重视当地生活习俗，重视个体生命经验的原生的、自然的叙述。个人口述历史持续走红，原因即在历史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代人不再迷信以“揭示本质，掌握规律”相标榜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了。《绝秦书》在这方面的贡献得到评论界充分肯定，原因也在此。

阿华

二胖

我晕，一九四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