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面前我们不做木头人

智慧树

灾难面前我们不做木头人  寇延丁

2003年春天，“非典”让北京变为一座恐怖之城。曾经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行人稀少，救护车的声音在空寂中显得格外刺耳，工厂停工，学校放假，有人想到了儿童时代曾经做过的游戏“木头人”，号召大家都做木头人，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等待灾难过去，不说、不动、不给政府添麻烦也是一种贡献。

而刚刚成立的“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却动了起来，他们不是惊惶失措地逃生，也不是仅凭热情蛮干，而是带着救灾物资走向了农民工，这个最容易被“非典”打倒却又最缺少关注和资源的群体。他们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实际需要印制了海报和宣传册，向非成建制工地民工、流动儿童及家长、低收入小商贩、出租房低收入者等强需求人群发放在北京极为稀缺的口罩、消毒液、体温计等救灾物资，救援人数达31343人。

“协作者”所做的一切，直到几年后的今天还一直被人称颂。如果将社会比作一条大船，当这条船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认为，最为合理的办法不是关上自己的舱门等待，而在于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抢修最为脆弱、最可能漏水的部分。“协作者”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灾难救援机构，而是一个致力于外来工能力建设、教育倡导与志愿者培训的劳工组织，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自于机构本身的准确定位和对自己的服务人群的了解，来自于早在2000年举办的一次灾害管理志愿者培训，或者再早一点，来自于“协作者”首席统筹李涛多年前张北地震后从事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的经验。

图片来源：人民网

>>张北地震的灾后救援和重建

1998年1月，河北省张北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地震发生后，香港乐施会立即投入救援，向地震灾区投放了300万元救灾款。当时的李涛还不是一个NGO人，在《中国妇女报》旗下的《农家女》杂志做记者，应乐施会邀请到了灾区，第一次在张北待了一个星期，不仅做采访，也协助乐施会进行灾后调查和救援工作。

灾区的形势很糟，张北苦寒，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三十度，农村的房子成片倒塌，劫后余生的灾民住在帐篷里，缺衣少食，灾后救援任务艰巨。一周之后，乐施会希望李涛能够在张北再做一个月，完成紧急救援，李涛答应了，客串了一回灾难救援官员。

一个月过去了，乐施会又问李涛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一年，在地震灾区协调县乡两级关系，完成灾区的后期重建。事实上，这时李涛已经很难从中脱身了，他本来就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又与农村有着特别的渊源，这一个月间，他以一种几乎是疯狂的姿态跑遍了张北、尚义两县的村庄，已经和灾民建立了一种无法割舍的联系。但是一年的时间毕竟太长了，他有些为难。最后由乐施会出面与单位协调，在不影响杂志工作的前提下借调一段时间，并给单位一定经济补偿。就这样，李涛每月在灾区工作半月或者二十天，然后回北京加班加点完成编辑任务，直到2000年救援工作基本完成，一做就是三年。

救灾工作事无巨细，李涛样样亲力亲为，确保香港市民捐出的善款真正用到灾民身上。在救灾物质的发放过程中，李涛深感让农民参与的重要性。不管到了哪个村子，他都会先在墙上有一个公示，详细列明每家每户应发的米、面、油、砖、的数量。然后，在每个村子都选几户人家，告诉他们不管发了什么东西、发了多少，都要在当天的月份牌上注一笔。等到下次再到了这里，一般乡里的陪同人员不愿进农民的帐篷，李涛也乐得他们不在身后跟着，安顿他们在学校或者村委喝茶，自己走进农户的帐篷，串上几家，把数量一对，这段时间的救灾物资发放情况就全清楚了。这也是一个至今让当地县乡两级都非常奇怪的一个问题：他又不能天天在这里看着，为什么救灾物资的落实情况一点也瞒不了他呢？

这三年里，李涛总是每天一早就出发，忙到深夜才回来，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基层官员，与各类包工队打交道，和许多灾民成了好朋友，在与一位乡党委书记为供水管道质量问题争执的过程中气得两眼发黑落下了胸口疼的毛病。他曾经巧妙周旋，戳穿了私藏救灾物资的村支书，也曾因为包工队以次充好拒绝付款几乎身陷险境，他为了村庄重建的不当选址煞费苦心，也曾为找水走遍了方圆几十里每一处泉眼。这成了李涛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让他对中国的农村、基层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有了真实、直观的了解，也接触了解了“灾害管理”这个原本遥远而陌生的概念。

灾害管理包含前期预防、灾后紧急救援和后期重建，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通常所说的物质援助只是其中一项内容，是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中国是受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洪水、火灾、旱灾、海啸、台风、矿难、地震、泥石流、沙尘暴、交通事故……灾害每天都在发生，据估计，平均每年因灾害而受影响的人口约有2亿人，这些人中受影响最重的都是边缘人群。边缘人群的脆弱性较高，除了他们经济实力差，物资储备少等物质原因，同时也缺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关注，成了灾难来临时最容易被击倒的一个群体。张北地震受灾最重的是农民，“非典”中最危险的是农民工。“非典”袭来的时候，城里人带薪休假，有单位发放的药品、口罩和消毒液，而农民工则面临停业、失业、房东驱赶，北京的民工村居住卫生条件差，高度密集不易隔离，容易成为爆发流行区，因为恐慌或无奈返乡的农民工又有可能成为将瘟疫带向全国的传染源。

>>救援设计的诀窍：设身处地

“协作者”2003年3月31日正式成立，那时广东的疫情已经成为全国争说的热点， 4月10日左右，开始有人往外跑，离开北京回老家避难，其中包括李涛的朋友。一时间与“非典”有关的信息满天飞，病倒多少，死了多少，甚至还有一些北京“封城”的消息，人心惶惶。许多时候各种信息自相矛盾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清热解毒的中药脱销，一方面报纸上又说抢购板兰根冲剂没有用，关于那种可怕的病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名称，有的说是“病原体”有的叫成“衣原体”，关于消毒液的适用条件和配置比例也是一样。李涛和“协作者”同仁大多是媒体记者，在众说纷纭的信息面前，自己尚且一头雾水，他们的服务对象——农民工看到又会怎样呢？况且，这些信息主要通过报纸和电视传播，许多农民工不买报纸和也看不到电视，怎样才能获取信息呢？

4月20日，北京市政府开始公开“非典”疫情，当“非典”这样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实际上暴露出了我们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许多薄弱环节，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带来没顶之灾。“协作者”们认为在这种时候绝不能袖手旁观，而是应当行动起来，针对存在的问题行动起来，防患于未然。4月23日，他们发出呼吁，吁请关注外来人口。文章不长，抄录如下：

“协作者”吁请关注外来人口

[size=1em]目前北京非典日益蔓延，“协作者”正准备针对流动人群采取一些措施，主要计划从以下几个方向进入：
1、外来人口密集的街区；
2、流动儿童学校；
3、打工妹集中出租屋；
4、家政服务公司；
5、建筑工地；
6、火车站；
7、集贸市场。
我们已经开始安排志愿者搜集编辑宣传材料，并与上述单位、人员接洽，随时准备开展工作：
1、编辑印刷通俗易懂的非典宣传单(包括非典特征、自我简易诊断、自我防护措施、紧急自救措施、紧急求助措施等等)；
2、进入上述地区，发放材料并开展现场快速培训；
3、发放消毒与防护用品；
4、保持联络，建立几个外来人口重点监测点，随时掌握信息；
5、与媒体保持联络，争取吁请社会关注。

下周及“五一”假期期间，“协作者”将暂停聚会活动，而重点按照上述计划开展协助外来人口防止非典行动。在此过程中，为保障大家安全，主要由“协作者”核心工作人员进入外来人口聚集社区，而不提倡志愿者的单独参与，但我们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防非典最新信息，以及开展文案工作。

发出这样的呼吁，不是李涛和“协作者”一时心血来潮，自己将做什么、怎么做，都已经有了清晰的想法和事先的准备。不仅仅是因为李涛曾经做过三年救灾工作，其实，在2000年张北救灾基本结束后，李涛曾根据自己在救灾过程得到的经验，召集一些朋友做过一个灾害管理培训。接近二十位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那次培训，当时也有人觉得如此未雨绸缪有点杞人忧天，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两年，当年培训过的灾害管理网络就被启动了。具体参加一线救援工作的八个人中，有五个参加过当年的培训。

那一阵，他们白天晚上全部在分析这个事情，农民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帮助他们把灾害的风险降到最小，哪些措施是他们自身不能掌握需要外部救援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讨论，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工考虑。在选择什么样的口罩时，一开始有人建议用一次性口罩，但李涛坚决反对，他的原因有三：一，一次性口罩被浸湿之后就失去了作用，而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出汗很多；二，一次性口罩不允许重复使用，农民工比较惜物，口罩不用坏是舍不得扔的，他们会一直用下去，不仅不能起到防护作用反而会变成一个危险源；三，对不能用的东西农民工的习惯是随手一扔，用过的口罩不按要求打包处理又会成为新的污染源。最后他们通过了选用传统的纱布口罩的方案，只要注意清洗消毒，就可以反复作用。

在形成了完整的救援计划之后，才在网上发了他们的呼吁书。

他们发现许多宣传资料提供的消毒方法都是城市化、主流化的，用消毒柜微波炉消毒当然好，但农民工可能连这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高压锅，也不是农民工都能有的，但每家肯定会有一个烧水用的壶，他们问过了专家，用水壶煮毛巾消毒也有效，那好，他们就把用水壶沸煮后暴晒这条措施写在宣传册上。

他们专为农民工印制的手册中还建议要给被隔离的人找本书或几本杂志，看电视不太现实，但收音机总是有的，可以给他一个收音机。后来，在接到李涛寄去的手册之后，有位基层干部看了特别感动，专门给打来电话，问他怎么会想得这么细，连收音机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李涛回答其实很简单：“就想想自己吧。假如自己被关在一个小屋里隔离会怎么样、需要什么。”

>>与农民工一起走过“非典”

他们多方联系救灾物资，北京的消毒剂生产厂家生产计划早已排满，首先保证各级政府的需求，他们也曾与北京“非典”办公室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提供货源信息，但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既没物资又缺信息，如果“协作者”有相关信息应该提供给他们。看来寻求政府帮助这条路是行不通了，只好动员各地朋友分头寻找口罩、消毒液和体温计。

当时“协作者”刚刚成立，没有申请到任何资助，所有的运行资金全都是他们自掏腰包。租办公室的钱要付，买口罩的钱要付，买消毒液、体温计、印海报、印防范手册，每一样都需要钱，垫付的款项很快到了七八万元，他们都是没什么积蓄的年轻人，已经吃不消了。就在这时，4月25日，“协作者”收到了香港乐施会一份邮件，乐施会愿意提供资金支持，问有没有人愿意在北京做“非典”救援工作，他们第二天就做出了回复，同时附上一份项目报告。事后才知道，这样的邮件乐施会曾经发出了很多份，但只收到了这一份回复。

关于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李涛的妻子，“协作者”执行统筹李真在一篇题为《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段紧张忙碌的时间，几乎每一个夜晚我们都要工作到23：00以后。大家没有怨言，但压力还是有的；因为体温表滞后，崔宇哭过鼻子；因为压力太大，李涛发过脾气；因为心情不好，程建伟骂过娘；因为进展不能如期，我训过不止一个同事。为了保证花好每一分钱，我们差点和瞒报印数的厂商打起来，为了核对一个口罩，我们反复对账到凌晨……有几天办公室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但更多的时候那里是一个家，我们像一家人，大家一块动手做饭，一块收拾卫生，互相提醒出门戴口罩进门洗手，按时喝防非典的中药水……非典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靠得更为紧密，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更能臂膀挽着臂膀！感谢非典，在这一特殊的时期里我们更为深刻地体味到团结的力量！
我们还在继续奔忙着，四处借照相机、借钱、借可以洗澡的地方、瞒着家人说上班很忙……与此同时我们也体会着他人无法体会的快乐：深入一个从未发现的拾荒人居住的垃圾场；在严防死守的村口被联防拦截，盘查，量体温；当我们的物资车因故障趴窝时，民工们与我们一起合力推车在大雨中前行。我们体会着众志成城，我们感受着底层真实的生活，我们看到了城市背后的丑陋，也看到了弱者的坚强……

在向香港乐施会设计项目的时候，限于人员能力等现实条件，他们预计救援8000人，但当七月份紧急救援告一段落，统计数字显示他们的救援行动已经帮助了三万多人，而且，这些救援物资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发出的。

“非典”时期的很多社会救助都是发放到居委会，当年张北地震救灾李涛深有感触，救援物资的发放是一个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要想真正把救援物资发到外地民工手中，一定要亲自发放到人并逐一登记。每天回到办公室，不管再晚再累，也一定要核对记录、清点物资。救灾全部完成后，共发出三万多只口罩，有一百多只损耗，不到千分之四。

灾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一个机构的应变能力和应急能力，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机构，是其综合能力在非常时期的集中体现，这是建立在这个机构对自己服务人群的了解、对社会相关部门的分析和机构自身能力建设基础上的综合体现。

在他们设计的手册里，不仅有针对“非典”的预防知识，后面还有怎么预防乙肝、结核及其他传染性疾病的内容，而且还有《劳动法》常识，告诉农民工，“非典”期间老板有什么样的责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应当怎么去和他谈判，如果社区里的人要把你赶走的话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些女工的特殊保护等内容。

面向农民工的紧急救援在七月份“非典”平息后告一段落，工地开工，商店开业，北京的正常生活开始恢复。“非典”时期，许多农民工被辞退，有些人还没有要到工资，这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最初设计项目方案时，“协作者”的项目名称就是“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他们的目标就不是单一的紧急救助，现在，工作中心很自然地转移到了农民工维权方面。在深入农民工聚居社区发放救灾物资的过程中，他们还注意发现那些组织能力较强、热心农民工公益事业的人，培训了20多名骨干，指导他们回去开展工作，想通过“协作者”的介入让周边农民工形成互助网络。直到十一月份完成培训，围绕“非典”的救援工作才彻底结束。

>>NGO就是做具体事的

“非典”一役，“协作者”打得干净漂亮，在提到他们当时的表现时，有人用到了“横空出世”这个词，为“协作者”此后的发展和成长奠定了基础。李涛则认为，归根结底，这是由于“协作者”对自己服务人群的了解，而“协作者”自身的发展，出于对自己定位的清晰认识。

2003年初春，当一群年轻人坐在一起，讨论是不是要成立一个这样的草根组织的时候，他们最初考虑的，就是一个定位问题。那时候大家各有自己的工作，一到周末就聚在一起，讨论为什么要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存在和不存在的区别，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面临的外部环境怎样，自己内部现有的优势有哪些，以及可以预见的优势是什么。几个人大多是媒体记者，看到目前国内的NGO以官办、半官办为多，再一类就是有国际背景的NGO，或者直接就是国际基金会在中国设立的办事处。他们设想，如果由我们这样普通的青年人来做这样一个机构的话，会存在什么问题，能不能使它发展下去，如果发展不下去的话，它的障碍是什么。最后决定做一个试验，看能不能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中，把民间组织、社会工作的理念推广出去。

李涛认为NGO应该是做具体事的，并且直言目前NGO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为倡导而倡导。一提起来就要开会，而且规格都还很高，住在很好的酒店里，单是中间茶歇就是一个农民工一年挣的钱，有时也许一年都挣不到那么多钱。当然“协作者”的工作中也有许多政策倡导方面的努力，但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在做政策倡导的时候侧重于在给政府提出问题的同时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针对农民侵权频繁发生、《劳动法》贯彻不力的老问题，“协作者”认为，仅仅依靠劳动监察部门是不够的，即使投入再大的精力增加人手、健全机构也无法解决问题，而应该建立一个农民工激励机制。劳动侵权这个事情和谁有利益关系？和农民工。在此类案件中农民工是第一投诉人，劳动部门应该奖励他。为什么？因为他在帮助执法部门执法。

相对自己的服务人群农民工而言，NGO同样应该提供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司法成本高昂的现实条件下，“协作者”注重给农民工提供一些切实可用的指导，比如谈判技巧，教给农民工一个成本最低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比如遇到侵害可以给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或者联名写信，还可以利用媒体热线。农民工经常会遇到老板不签合同的问题，“协作者”不会建议农民工一定签合同，因为这样一来往往工作就没了，他们会告诉农民工：不签合同没关系，老板收你押金，必须要一个押金条，而且要让他盖上章，这些东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发的厂牌和工作服都留好，这都是证据，可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只要有事实劳动关系，就可受《劳动法》保护。

“协作者”成立后，服务和倡导工作并重，开展了劳工常规服务、探访服务、资讯服务、维权救助、灾害管理志愿者网络建设与一系列调查研究，召开了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研讨会，出版了《打工时代》丛书和《协作者之友通讯》。在开展这些具体工作的同时，“协作者”还注重从农民工中培育劳工骨干，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培育了许多劳工志愿者，目前机构中九位工作人员中只有三个读过大学，其余六位全都是农民工，都经历了一个从寻求“协作者”的支持进行维权到成为志愿者然后成为工作人员的转化过程。李涛希望，通过在“协作者”的工作锻炼，在未来三年内他们能够向不同的专业NGO转变，如劳工权益、女工问题等等，希望“协作者”能孵化出更多小的草根组织，对“NGO”这个整体的发展壮大有所贡献。

作者后记：

就像李涛期待的那样，“协作者”越办越大，但有很多细节是当时无法预料的，比如，他们因缘际会应邀到南京开办“协作者分号”。当我八年过后整理文稿准备再版这本书的时候，让我感慨更深的不是“协作者”这个机构本身的发展与壮大，而是与救灾议题相关，民间力量的参与今非昔比。

2003年非典，乐施会向当时为数不多的NGO广发英雄贴，寻找愿做非典救援的机构，仅有“协作者”作出了回应。我这本书的初版是在2007年冬，两个月后中国南方遭遇大范围凝冻，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已经有几十家NGO投入救援，而且在信息共享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联合。更让人感慨不已的，是2008年512地震后，全社会高度关注、数百NGO与百万志愿者的热情参与(与512地震民间参与相关的系列文章，请参见“改变系列”《行动改变生存》中“时刻准备着”组稿)。

当年李涛在北京的朋友圈子里初试灾害管理培训的时候，“灾害管理”还是一个稀少前卫的提法。512地震之后，不仅有了专业的民间救灾机构和专门的救灾联盟，防灾教育也开始为公众所知并走入学校。

非典十年之后，2013年雅安地震，又是一次NGO和公众的总动员。当紧急救援尘埃落定，盘点雅安地震后的民间参与，“理性”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大大提高。从非典到凝冻到512到雅安，从无到有、从热情到理性，我们不仅看到了回顾文章里用词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民间公益生态正在形成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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