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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NGO的成长,表面上看总与一些国际事件相关,以1995年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为地桩,可以划分三代机构、三代人。我自己是在2006年年底第一次接触到NGO实体,及至和朋友一起创办社会资源研究所的时候,已经是2008年的4月,算是第三代NGO吧。 关于人及其所在,许多屌丝、小清新、高富帅都曾经咏唱过,例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等等。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使用了“场域(field)”这个概念,这个满是张力的词语,让我联想起仙女座圣斗士阿瞬的必杀技星云锁链。布尔迪厄认为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这就好像置身于阿瞬部下的锁链阵中,你看不到星云的边界,但却能时刻感受到锁链的束绊。 有太多人和我说不混圈,NGO的大圈,农发、劳工、LGBT、女权的小圈等等,但场域理论告诉我们的是,你说你不混圈,但当你提笔要写、张嘴要说、抬手要做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些人一些事,于是你婉转了,或者作罢了,这就是NGO场域给你的提醒。它没有地理边界,即使我现在远在伦敦郊外的雷丁小镇,当我试图要描述NGO场域时,我仍能感受到无形的张力,蔓延过欧亚大陆桥,将我裹挟其中。 作为NGO,总是要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并以具体的工作方式,设定阶段性目标,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区分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确定有效路径,并不具有唯一的答案。并且,随着外界条件的转变,还需要对当下的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仅仅从NGO自身而言,如果缺乏对不同意见的尊重和包容,相互拆台便会成为常见之事。当然,相互拆台多半是发生在“同一层次”NGO之内,即机构创始人资历、机构规模和影响力等都较为接近。 虽然在商业领域也充斥着互相拆台,争抢市场份额的热点事件,但竞争对手的产品雷同度一般极高,并且产品质量有量化标准可以依循。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购买产品或服务的资金方,通常情况下即普通消费者,数量众多,丢失了一定数量的客户后可以通过整个市场的扩大来维持利润率。 但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市场中,没有人能够描绘一条康庄大道,并且,当你在众多解决途径中做出高低优劣的判别时,首先需要警惕的是自身的社会经验和知识结构是否已经固化才导致你做出类似的判断。其次,我们还应该提醒自己,那些被认为是失败的解决途径,是否只是因为缺乏坚持的毅力和勇气?对于中国NGO来说,由于需要竞争数量极为有限的资金来源,通过贬低竞争对手来拔高自己的工作手法,或者按照资金方要求来定制工作手法,都是极为可怕的事情。 当公众资金来源受到限制,NGO放弃去改变政府不合理政策的企图,转而提供定制服务或者扎堆在几个有限的资金方里,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资金方决定NGO的工作手法,或者业已成名的NGO创始人通过与资金方的合作关系,决定资金的走向,从而也就决定了哪些工作方式有可能得到资助。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NGO内部,服务于社会问题解决的能力不再是决定机构生死的关键指标,“站队”反而成了头等大事。 当然,资助方完全有权利,也应该去选择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机构,但在一个框架的约束下,具体的工作路径应该保持开放,具有兼容性。但NGO“大佬”的存在,这些业已成名的N一代和N二代中的佼佼者,如果不具有开放心态,在目前的资金环境中,他们会不断塑造自己的复制机构,而不是促成NGO的多元化,从而使得试图挑战前辈的新理念、新模式只能胎死腹中。 我还记得自己初进NGO这个圈子时候,由于还没有长出捕捉场域张力的器官,经常在一些工作坊、研讨会中发表粗浅且直率的见解,之后间接从一些朋友那得知自己因言获“罪”,从而失去了获得一些资源的机会。持有异见者,是让任何权力者如鲠在喉的事情,无论是在政府还是NGO。只是当时对NGO持有天真想法,以为此地是权力的净土,现在才大致明白,在任何场域中,权力者永远存在,因为资源分配永不平等。要避免权力失控而产生逐底效应,只能依靠一个制约机制。 可惜的是,在NGO里工作七年,权力制约机制之痒,一直没有等来它的“痒痒挠”。但国内NGO创新力的贫乏、工作模式的雷同、资源的垄断等诸多问题却从未消减过。少数人期望打开公众资金闸口的努力,却一直断断续续,且受到政府忌惮,并且也得不到一线机构的响应。更多的NGO,只有选择谨慎站队,以避免失去有限的资源,无论这些资金来自国内还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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